群魔乱舞——从《天魔舞》的描写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商业投机行为

群魔乱舞

——从《天魔舞》的描写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商业投机行为

李星辰

，China

Abstract：Li Jieren's "demons dance"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modern nove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ruled areas. This paper attempts by the author works for Guotongqu War Time typical environment and typical characters of descri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ercial narrative describes novel commercial speculation, exploring commercial speculation of different sectors Guotongqu formation causes and impact, understanding a healthy and orderly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whole business community importance.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businessman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narrative of Commercial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ill also be a useful exploration.

Key words：The Omen Dance；GMT Ruling Area in Anti-Japanese War；commercial speculation ；commercial narrative

李劼人，四川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对于法国自然主义研究颇有造诣，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吸收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风格。1924年回国，先后担任报刊编辑，成都大学教授，并且做过几年生意。他的编辑教授的工作经验和经商经历，使他获得了商业题材小说的写作和生活积累。1947年，凭借丰富的文学底蕴和社会阅历，李劫人在《新民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小说《天魔舞》，这部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我国成都地区商业发展情况，尤其是对其中的商业投机行为的描述更是入目三分。“天魔舞”源于元代在宫中做佛事时表演的女子群舞——“十六天魔舞”，很多人把元朝灭亡的原因归咎到十六天魔舞上，天魔舞因此也就有着亡国之音的意味。作者以“天魔舞”为题，也许正是批判像小说中那些面对国家有难不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却一心想着从中借机大捞一笔的人的丑恶嘴脸，揭露这些人投机倒把的所作所为将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国民经济推向了更加危险的深渊。

《天魔舞》这部作品相较于李劼人创作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影响没那么广泛，并且作者本人觉得自己的这部作品“写得并不精练”，并且“准备以后有空重新写过”^[1]。但是，我认为，将这部作品放在我国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和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中去看，作品直白地揭露了国统区官商勾结、囤货居奇，走私贩私的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大发国难财的行为对于国民经济和百姓生存的危害，这些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商业特点以及商人的价值观念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环境
2. 政治环境

《天魔舞》开篇通过百姓躲警报的对话对局势进行描写，战事吃紧，社会动荡，“隔两条街就挨十个炸弹”。国民政府对战局真实情况隐瞒，经常对公众宣称“弹落荒郊，我方毫无损失”^[2]；重庆六五隧道惨案中，明明死亡三千多人，国民政府却在报纸上谎称“闷死的只有七百多人，其中多数还自己缓过气来走了”^[3]。可见，抗战局势我方明显处于失利状态，政治情况恶劣。

作者还通过列举典型事例来显现恶劣的政治环境给商业带来的重创。《天魔舞》中的敬益增原本是一个生意兴隆的百货商店，因为其经营的商品物美价廉深受当地百姓的青睐。然而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商店中的货物品种逐渐变少，物价也日益增高，多数平民百姓已经无力支付，商店的生意也变得难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通过从店里有经验的伙计口中得知，是因为战争导致海陆方面大量道路被占用，原本用于货品运输的铁路现在主要运输军用物资。这使得进货的渠道变少，运费变贵，导致商品的成本增大，因此物价也相应上涨，来买商品的百姓减少了，商品也就变得难卖了。由此可见，战火连天，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商业必然会受到重创，只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为有利商业有序经营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和空间。

1. 经济环境

《天魔舞》中，作者对于经济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将处在其中的对象分为施动者和受动者进行描述，其中采取经济政策的施动者为国民政府，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的受动者为经商者。

作者运用比喻的手法对国民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描写。国民党政府采取向市场投入大量法币的政策以应对财政赤字，纸币发行的太多，其本身的价值就像“电器冰箱里的寒暑表”下降过猛，物价就像“火箭式的飞机”上升过快^[4]。在小说中，四百元法币只能买三斤多的猪肉，可见物价确实很高。国民政府实施的这一经济政策确实有真实的资料证明：曾经在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储蓄会代经理祝世康回忆说，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是“从1939年以后，财政赤字愈来愈大”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5]。祝世康所说的通货膨胀，理论上来讲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实际在市场上商品流通对纸币的客观需求量。当流通的货币过多，就会引发相应的纸币贬值，也就是说买同样的一件商品与以往相比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通常显示为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按理来说，政府到底要发行多少货币需要遵循市场上的价值规律。只有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的生产量增多，货币的发行量才可以相应地增加。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说过，货币的用途就是一种商品交易的媒介，商品交易量多的时候，货币应该多一些发行，商品交易量减少的时候，货币的发行也应当相应减少，只有政府坚持做到“能发而能收”^[6]，才算是将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权力“把纸币变成了金”^[7]的做法无疑是违背了正常的价值规律，这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小说中受到经济政策影响的经商者面临的问题是成本高，定价受限，税收多。成本高体现在海关税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并且海关工作人员随意估价收关税，没有明文规定作保障；定价受限是因为成本上升，经济检查队却限制物价。经商者觉得不划算不想卖，经济检查队又查他“囤积居奇”，使得经商者陷入两难境地；税收多体现在各类税种和费用繁杂，经商者要上缴“印花税、所得税、经营税、商会会款、牌照捐、房捐、马路捐、慰劳费、壮丁费、义务保安费”等等，使得经商者不堪重负。作者还通过一位老农妇之口讲述道，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对成年男性进行大范围强制充军，闹得“人仰马翻”^[8]，导致精壮劳动力都外逃到大城市做工，农村剩余的都是老弱病残，剩余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和收割。政府还要定期向农民征收谷米。生产力低下导致能够进入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急剧减少，供不应求的状况导致物价上涨，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1. 商业投机行为应运而生

正当国统区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有一些人便开始从中趁机牟取暴利，这便是以商人为主导进行囤积货物、黑市交易、走私贸易等投机行为。所谓投机，就是指利用市场上出现的价格差进行买卖，从中获得利润的交易行为。在货源紧张、物价上涨最猛烈的时候，商人大量囤积货物，这使得原本商品就不充裕的市场上所流通的货源更加紧张，由此而来物价就会被抬得更高。当商品价格达到最高点开始回落的时候，商人们开始抛售货物，从差价中获取利润。作者通过描写典型环境和其中的典型人物，表现以上所述的这些商业投机行为。典型环境是小说中所叙述的两个商业中心：一个是官僚阶级从事商业贸易的“八达号”，另一个是平民商人从事黑市贸易的“安乐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分别是八达号中的纨绔子弟陈登云，安乐寺里的曾经是爱国教师后来沦落成投机商人的白知时。

（一）官商勾结无人敢管的八达号

八达号，是在《天魔舞》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庞大的商务中心。作者通过内外部环境描写将官商勾结无人敢管的八达号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描写那里的外部环境：管理机关在青砖墙上贴了不少的禁令，上面清楚地写着卡车不能停放在街区，并且在禁令的结尾出还标注着“违者，严惩不贷。”^[9]可是八达号的好几辆卡车还是明晃晃地停在街区。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法律法规对于八达号根本起不到规范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被无视的存在。就算八达号的员工违反法律法规，他们也得不到应有的惩戒，因此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内部环境描写主要体现在八达号办公室内部的陈设。作为一个商务中心，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个严谨规矩的地方。然而八达号的办公室的陈设“繁丽而复杂”^[10]，写字台并不多，却有不伦不类的古董玩器，新式沙发和太师椅。可见，八达号的领导和职员们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并不是在认真的从事商业贸易。

八达号的一个主要人物陈登云，他是八达号的职员，他自己手里也囤积了不少的货物，并且大多数的货物都囤在了八达号的公账上。陈登云并不担心货物被查，因为没人敢来查封八达号。其中的原因就是，八达号有一位无人能管、无人敢管的“大老板”。大老板家里什么都有，白兰地，日本罐头，弄到走私物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小说中写道：“除非有比日本人还凶、还有势力、还不讲人情的人，庶几可能敢惹大老板。”^[11]这么猖狂甚至有点夸张的描述，足以让人意识到八达号的领导者绝不单纯是一个商人，也不会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政府官员。他很可能是一位政府要员，可以利用其在政治上的权力来运营和操控整个八达号，使得它可以肆意囤积货物，甚至扣留军用物资又不担心被查抄。八达号的其他职员也有抢运物资的特权。其中一个职员武乐山竟然能调动交通团的车为自己运陕棉，就连军队急需的物资他也敢压在手里几个月。此外，八达号的职员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职员们已经没有心思和力气去过问和关心国家大事，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没有必要检点。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这不太平的环境中活下去，如何能够发一笔国难财“以待大祸的来临。”^[12]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是否被日本占领都无所谓，紧跟大老板就会“输赢都有糖吃”^[13]，只要八达号有利可图就好。以上的种种表现都深刻地揭露了在利益面前赤裸裸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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