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江池》对《李娃传》的改编透视元代文人心态

论文总字数：11793字

目 录

摘要······················································1

Abstract···················································2

1 《曲江池》对《李娃传》故事内容的改编······················3

1.1 人物设置的变化························································3

1.2 故事情节的改变·······················································3

1.3 故事内容的改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4

2 《曲江池》对《李娃传》文体的改编··························6

2.1唐传奇《李娃传》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6

2.2元杂剧《曲江池》的代言体叙事方式······································7 3 从《曲江池》对《李娃传》的改编透视元代文人心态··········7

参考文献·················································9

致谢·····················································10

从《曲江池》对《李娃传》的改编透视元代文人心态

张瑞文

, China

Abstract: Qu JiangChi is a Yuan zaju wrote by yuan literati JunBao Shi and it is adapt from the biography of Li Wa, a Tang legend novel wrote by XingJian Bai. In Shi’s adaption, the story has small changes and the genre changes from novel to drama, also the theme transform a lot. Combined with Yuan dynasty’s social culture background, we can comprehend the psychology of Yuan literati from Shi’s adaption. This psychology embody focus on social issue and struggle on their fates of Yuan literati. It is not only an embarrassed psychology which intend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ity, but also a kind of express of themselves in the special social culture background.Key words: Qu JiangChi;the biography of Li Wa; literature adaption;Yuan literati psychology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题材、故事、叙事模式对后世小说、戏曲以及讲唱文学具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传奇”二字的因袭上，自唐传奇之后，宋元话本，宋、金诸宫调，以及元杂剧和明清戏文都被称为过传奇。其次则在于唐传奇开创了我国叙述文学样式的先河，不仅为以后的叙事文学提供了形式上的范本，也成为了叙述内容的母库，后世许多文学作品皆取材于此，故事内容或相同或在其基础上有所改编。

唐传奇对于元杂剧的影响也是如此。从故事题材上看，唐传奇对元杂剧的影响自不待言，如《西厢记》、《柳毅传书》等元杂剧都能在唐传奇找到故事的影子。再者，戏曲同小说虽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样式，但他们却共享了同一种内在艺术特性——叙事性。二者渊源之深由此得见。不同时代的改编则对应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和作者的创作心态，因此同一个故事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笔下必将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化。本文即以元杂剧《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以下简称《曲江池》）对唐传奇《李娃传》的改编为例，阐述此种改编呈现出的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语境，以及改编之下所隐含的元代文人的两难心态。

唐传奇《李娃传》描写了一个士妓相恋的故事。荥阳公子郑生在进京赶考的途中与妓女李娃邂逅并坠入爱河，对李娃一掷千金并放弃科考。然而在金钱挥霍殆尽之日，李娃则与其鸨母联手设计将郑生逐出家门，郑生因而衣食无靠，不得不以唱挽歌讨生。不巧，被其父认出并殴打几乎致死，后来到处流浪乞讨为生，多亏李娃出手相救才得以恢复旧貌。此后的两年里，李娃劝诫并支持郑生温习功课，直到郑生金榜题目，加官进爵。故事的最后，郑生与父相认并与李娃缔结婚姻，遂成一段佳话，李娃也因为恪守妇道被封为汧国夫人。

元杂剧《曲江池》对唐传奇《李娃传》进行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上。一是故事内容上的更改；二是文体上的变化，将传奇小说改编为戏剧。

1《曲江池》对《李娃传》的故事内容改编

在元杂剧《曲江池》中，石君宝对故事内容有重新的组织与改写。

1.1人物设置的变化

在人物设置上，杂剧《曲江池》中增添了赵牛筋与刘桃花两个人物。赵牛筋作为郑元和的老朋友，同样的嫖客身份，与风姿仪态仅次于“上厅行首”李亚仙的妓女刘桃花相恋。二人的关系首先与郑李的爱情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比，赵牛筋与刘桃花的爱情并没有矢志不渝，地老天荒而是随着赵牛筋生活的破败失意随即瓦解。而刘桃花，她的择偶标准很简单，就是金钱，李亚仙认为以刘桃花的姿色完全可以与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在一起，而她却与赵牛筋那“村厮”作伴，可见李亚仙的爱情观与刘桃花的爱情观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像郑元和一样才貌双全的“俊人物”才能入得亚仙之眼，这就显示了李亚仙与其他妓女在爱情观上的不同之处，她并不是一个只爱金钱的风尘女子。由此可见，增加赵牛筋和刘桃花两个人物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作品的人物，还对主人公的爱情产生了对比的作用。

1.2故事情节的改变

在故事情节上，《曲江池》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李亚仙在二人的关系中由被动到主动，这也是杂剧明显不同于传奇的一个根本改变。李亚仙不再像李娃一样，在爱情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她在与郑生相遇之时，四目相对却迟迟没有行动：“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但她的内心其实早已掀起了巨大波澜，对郑生早已一见倾心，我们可以从后文的描写中窥视到她的矜持：李娃的侍女见郑生再次来见，对李娃说“前时遗策郎也！”可见李娃对郑生念念不忘，日思夜想。如果郑生不来找她，那么这段感情只能埋葬于心底。而相比之下，李亚仙则是从头至尾都在主动出击，从初次与元和会面的“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到后来主动与元和搭讪“敢问足下仙乡何处，甚姓何名？”再到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石君宝笔下的李亚仙身上甚至闪着现代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精神。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重要变化是，杂剧删去了李娃与鸨母联手设计赶走郑生的情节。唐传奇中，李娃顺从鸨母之意对财富散尽的郑生态度决绝，此情节中还保留了李娃作为一名妓女的职业选择，使李娃对郑生的感情看起来并不十分纯粹，也许郑生对于她的意义同其他嫖客或无两样，金钱才是维系感情的唯一纽带。然而后文中李娃对郑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又使我们对李娃的选择给予了同情，可同情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李娃对鸨母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力的不可抗性，也许李娃当初不忍同骗郑生，但出于鸨母的重压之下，李娃自身的懦弱和对郑生感情的不坚定，使她自然地配合鸨母的计谋，联手赶走爱人。使他自然地做出了设计赶走爱人的动作。而石君宝笔下的李亚仙对于郑元和的感情从始至终没有发生丝毫的偏离，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鸨母将郑元和赶走，李亚仙便对其日思夜想，并四处寻找。“梅香，你与我去寻郑姐夫去。”也并没有因为元和在金钱和地位上的降低而抛却这段感情，即使目睹郑元和为人唱挽歌，这种在时人看来卑贱的工作之时也竭力为他辩解，“送殡呵须是仵作风流种，唱挽呵也是则歌吟诗赋人。”这足见郑元和在其心目中地位之不可撼，情感之不可移。

《李娃传》和《曲江池》最终都以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来收场。然而，结局虽同经历的过程却大不相同。李娃在郑生金榜题名之时，已经做好离开他的准备，并以自己出身妓女为由劝郑生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今之复子本躯，……君当结媛鼎族，……某从此去矣。”郑生尽管无奈最终却也默许，将她送至剑门便分别，若不是郑父对李娃的认可并在其中牵线，李娃不可能与郑生结婚。这其中有两处值得分析，首先是李娃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跳出封建眼光，任何一个女性与自己相伴两年发迹的恋人结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李娃却以自己身为妓女为由拒绝了郑生的求婚，只是由于封建社会下妓女的身份并不被社会普遍认可，这是一种出于维护封建文化的自我牺牲，更是对封建文化的维护；其次，在郑父认可之后，李娃又同意与郑生结婚，这其中包含了封建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制度沿袭，李娃又一次不自觉地维护了封建文化的衍生品。因此，李娃在与郑生结婚的选择上体现出了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文化维护者。而到了元杂剧《曲江池》李亚仙又是如何做的呢？石君宝并没有在这里着墨过多，在第四折中，李亚仙是直接作为郑元和的夫人出场的，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妓女身份，也没有考虑自己跟元和的这段婚姻是否要经过封建家长的认可，而是自然而然的同自己相濡以沫的爱人牵手走入婚姻。这种处理，割裂了李亚仙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关系，李亚仙不可能是它的牺牲品与维护者。

1.3故事内容的改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以上三种情节的变化，《曲江池》不自觉地将李亚仙塑造成了一个背离了封建传统的女性，然而李亚仙真的完全冲破了封建的束缚吗？笔者认为，并没有。前三种情节虽竭力将李亚仙与封建传统割裂，但在作品的另一处改编上，还是不难看出李亚仙对于封建的顺从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她劝解郑元和与其父和好的情节中，在《李娃传》中，郑生加官之后被其父认出，父子二人自然和好，这符合封建的伦理纲常。然而在《曲江池》中，郑元和一开始是并不愿与打死自己的残忍父亲和好的，此时李亚仙出现了，她竭力劝郑元和同父亲冰释前嫌。这又是如何体现出她对封建文化的态度的呢？第一，她认同封建伦理父子纲常，没有任何的疑义。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父亲对儿子虽有养育之恩，但人格之于一个人的意义也是无法缩小的，父亲杖打儿子致死还要求得原谅，于情于法都未免有些滑稽。但在倡导父为子纲的封建社会，儿子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的要求，一旦违逆便要受到封建文化的批判和指责，在某些情况下是毫无人性可言的。李亚仙在这一事件中则充当了封建文化的代表，她向郑父保证“你父子每有甚不相和，倒着俺定夺，管教你一家完美笑呵呵。”并对郑元和以死相逼来劝诫父子二人握手言和。第二，她劝解父子二人和好的理由也是引人深思的。郑父将郑元和打死的原因是郑元和唱挽歌，唱挽歌作为一种不体面的职业在封建社会是为人所不耻的，这种职业歧视的观点当然是荒唐可笑的，但李亚仙却以此为理由，认为既然郑元和做了不该做的事就应该遭受惩罚。在她看来，郑父出于这个原因将他殴打致死无可厚非，所以郑元和并没有理由拒绝与郑父和好。反而如今，郑元和拒绝重新接纳他的父亲，“而使天下皆称郑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无不归咎于妾……”这里，李亚仙又一次不露痕迹的成为了封建文化的顺应者，在郑元和对封建文化稍有质疑之时旋即将其重新圈禁在封建牢笼之中，甚至成为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忠实维护者。她的性格中有反抗成分，故其并不能完全接受封建文化的安排，但出于整个社会的环境压迫，她也无法做到完全摆脱桎梏。因此，李亚仙对于封建文化和礼教的态度依旧是不明朗的，矛盾的。

在《曲江池》的同一情节中，反观郑元和对封建文化的态度。他认为，父亲因为自己唱挽歌将自己殴打致死本身已经无可原谅，现在父亲看到自己洛阳县令便要相认更是忍无可忍。从作者为他安排的百余字的大段说白“吾闻父子之亲，出于天性，……被父亲打死……但已失手，岂无悔心？……何其忍也！……恩已段矣，义已绝矣……”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之强烈，这说明郑元和重视了“人”的存在，而不再是一味的顺从封建伦理纲常，父亲将他打死之后，毫无悔意并让他暴尸荒野，所以父子二人早已恩断义绝。因此他对封建文化是存在否定和质疑的，这种想法虽被李亚仙扼杀于摇篮之中但终究有进步的尝试。那么，郑元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封建叛逆者吗？不是，相反，与李亚仙相比他对封建的依赖和维护更是牢不可破。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功名的执着上，在饱受了各种苦难之后，他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无论是生存基本条件的满足还是与李亚仙的爱情都必须以建功立业为基础，而在当时功成名就的主要方式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名次，科考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又一直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因此，郑元和对于科举的狂热追求就是直接对封建文化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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