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忆笔下的乡村叙事——以《小鲍庄》、《大刘庄》、《姊妹们》、《上种红菱下中藕》为例

 2024-02-04 05:02

论文总字数:9817字

摘 要

:王安忆的小说被认为是海派的代表,在其小说中多描写城市,以城市叙事居多,然而王安忆的创作也离不开乡村叙事。这些乡村叙事贯穿在王安忆的整个创作中,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风格。王安忆笔下的乡村叙事又与同一时期乡土小说家所描绘的乡土有所不同,有着王安忆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本文以王安忆80年代以来创作的《小鲍庄》、《大刘庄》、《姊妹们》、《上种红菱下中藕》为例,结合王安忆个人的创作经历,探究不同阶段王安忆乡村叙事中的独特的表达意蕴和乡村情结。

关键词:王安忆;乡村叙事;乡村生活

Abstract: Wang anyi"s novels have always been considered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nghai style. Her novels mostly describe the city.But she also created some local novels.These novels are throughout Wang Anyi"s creation.They show differ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periods. Different from other locial writers, Wang Anyi has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thinking.With these examples: "Little bao zhuang", "Da liu zhuang", "Zi mei men", "Shang zhong hong ling xia zhong ou" of Wang anyi since 1980s and combined with Wang anyi"s personal experiences, We will explor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Wang anyi"s rural complex and unique expression in Wang anyi"s country writing.

Key words: Wang anyi; Country writing; rustication

乡村叙事是指发生在乡村世界里,向人们展现乡村的生活方式及特点,包含了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写作方式。乡村叙事和乡土写作并不一样,它不仅描写乡村世界的风俗风貌,而且包含了创作者个人对于乡村的情感体验。在乡村叙事中,不仅包含了乡村本身,而且它还是一个背景,以一种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1](P8)

身为都市女性作家,在王安忆创作中,以描写海派的城市小说居多。但是通过细心的研究我们发现,她的小说中也离不开对乡村的叙事。在她的作品中,乡村叙事与城市叙事并存,她从未停止过对乡村的叙事和思考。乡村对于王安忆来说是一番新的世界,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本文先以王安忆三十年来的的乡村叙事研究情况进行综述,然后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忆创作的乡土小说《小鲍庄》、《大刘庄》、《姊妹们》、《上种红菱下种藕》为考察对象,走进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探究王安忆独特的创作视角以及不同时期王安忆乡村叙事的变化。

一 王安忆乡村叙事研究综述

作为文坛中一位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一直以来王安忆的作品备受关注。从开始到现在,王安忆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虽然王安忆的小说中以描写城市居多,但是有关乡村叙事的小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中,王安忆创作出许多有关乡村叙事的作品。根据王安忆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研究者们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与开拓,使得王安忆乡村叙事小说研究不断完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笔者对近三十年来关于王安忆乡村叙事小说的研究状况做了整理与统计和分类与总结,发现对王安忆乡村叙事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乡村世界的探寻

在王安忆的乡村小说中,一直以来研究者多集中在80年代的小鲍庄与寻根文学上,然而王安忆在其他阶段也没有停止过对乡村的书写。早在王安忆初入文坛时,就有关于乡村的写作。在王安忆最初的创作中是以知青文学出现的。伤痕文学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乡村叙事的写作背景大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面对着即将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成为社会青年的新选择,都市里即将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和乡村里青年们对于未来都感到了的一丝忧虑和不安。”[2](P35) 80年代,在寻根思潮的影响下,王安忆创作了《大刘庄》、《小鲍庄》等寻根小说,奠定了乡土书写在王安忆小说中的创作价值。“大刘庄”、“小鲍庄”是王安忆想要主要描绘的乡村世界,在“大刘庄”、“小鲍庄”中,王安忆主要批判了乡村文明的落后。90年代以来,王安忆创作了《姊妹们》等一系列乡村叙事的作品。王安忆此时乡村叙事,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20年的远离乡村,让王安忆不再带有个人色彩去描写农村,王安忆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在这次回望中,她重新发现了乡村,乡村在她的笔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诗意和美好。”[3](P41)进入21世纪,王安忆创作了《上种红菱下种藕》,通过秧宝宝的叙述展现出一个现代化进程下的小镇。秧宝宝也在小镇的不断变化中慢慢长大。“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通过秧宝宝的成长展现出来,王安忆清晰地反映了她对现实变化的敏感、对当下现代性进程的忧思。”[4](P66)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乡土写作采用纵向的形式,按不同时间段对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进行探究。

(二)、关于城市与乡村的互入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并没有单一地描绘都市或者乡村世界。有评论者认为在她的小说创作中,都市和乡村是共同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干涉。比如,在《大刘庄》中王安忆将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的世界放在一起。“《大刘庄》采用的是电影中常见的镜头相互交叉切换的结构,将农村和城市用两个不同的板块交叉起来,具有一定的动感和画面感,并且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背景将它们连接起来。”[2](P36) 在王安忆的笔下,城市青年和乡村青年是一样的,都面临着人生所即将面临的选择。在《小鲍庄》中,“不仅写到了小鲍庄还写到了相隔甚远的北京和上海,不同的世态人生通过她的叙述展现出来。”[1](P26)曾一果认为:“王安忆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发现了城市和乡村共同的生活场所,在这里,人们为了生存通过劳动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同时她并没有割裂城市和乡村,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对抗,而是慢慢地走向统一,走向融合,一种新的美学形式也由此产生。”[5](P146)

(三)、关于叙述方式的转变

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她的风格是不断变化的。同时,她的叙述视角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些变化在她的乡村叙事上有所体现。在王安忆早期的乡村叙事作品中,她是以一个插队青年或者城市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叙述的,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叙述着发生乡村的种种见闻。王安忆独特的乡村经历,也给了她创作的亲身体验,使得她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叙述者不再出现在小说中,它在故事之外,向人们静静地叙述着故事内容。”[6](P68)在王安忆的《大刘庄》《小鲍庄》中,就是采用这种叙述方式,叙述者不出现在文本中,是隐藏的。而在《姊妹们》中,王安忆却开始选择自觉的叙述方式。“小说通过‘我’这个城市知识女性向人们讲述着发生在这里乡土风情。在主观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了‘我’的理智的思考和对人生的看法,客观叙述时,通过‘我们庄’来感受乡村的生活现状。”[6](P70)王安忆不喜欢把自己规定在某种叙述方式中,她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具有明显风格特点的作家。”[1](P70)为此, 她从不把自己归纳入某个流派内。在这样的想法下,王安忆的风格不断转变。“在众多小说家追寻小说流派,追究时尚化的时候,王安忆却选择了远离文学主潮, 回归小说的本真状态。”[6](P70)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于王安忆乡村叙事的研究可以说是层层递进,并且不断开拓发展的。评论家和作家相互促进,一同研究。在王安忆乡土小说不断变化创新的同时,评论家也不断找寻新的内容,他们共同促进,共同打造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虽然研究者对王安忆乡村叙事小说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和深入,但是就某一些问题还不够深入。下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创作背景以及她想表达的独特意蕴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

二 1980年代:寻根视野中的乡村叙事

20世纪80年代,在王安忆完成“雯雯”系列、《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等作品后,王安忆开始创作了《小鲍庄》。《小鲍庄》的创作,奠定了乡村叙事在王安忆小说中的创作价值。受到寻根思潮的影响,王安忆在回望过去的乡村开始产生了不同的视角。1984年王安忆的美国之行,更是让她对乡村有了不同的认识。美国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中国落后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让王安忆感受到了中国乡村的保守与落后。

《小鲍庄》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有关仁义的故事,小说中处处体现了对这个仁义的村庄的赞美。“小鲍庄是个重仁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敬重个仁义。”[7](P188)面对发疯的妻子,鲍秉德并没有听从别人的意见抛弃她,他认为一日“夫妻百日恩,自己不能不仁不义。”[7](P137)捞渣作为小鲍庄中的典型人物,他从小就善良,懂事。在小说中,捞渣可以说是仁义的代表,小小年纪就知道尊敬鲍五爷等长辈,同时又乐于助人,关心他人。村里的人们都喜欢捞渣,跟着捞渣,大人们都放心。“这孩子仁义呢,大家都说。”[7](P168)在一次多年未见的大水中,捞渣因为救鲍五爷而牺牲了自己。大家都认为捞渣小小年纪却行了大义,这是捞渣仁义的表现。在捞渣丧葬的那天,村里的人几乎都去了,甚至别的庄的人也来了。然而在这个仁义的村庄中,却处处充满了封建与落后。有着精神追求的鲍仁文想成为一名作家却不被人们理解。小翠子活泼开朗,被捞渣妈收留下来,却是要她做自家的童养媳。鲍秉德妻子因为不能生育最后自沉山洪,却被人们认为疯子。拾来想与二婶结为合法夫妻,却遭到鲍家人的毒打,甚至连三岁小孩都欺负他……人们无法正视自己的贫穷与落后,也没有自我改变和创造的想法。仁义可以说是美化了小鲍庄,实际上,暗藏在仁义下面的却是人们的狭隘、麻木和落后。仁义阻挡了人们的出路。仁义和道德也造成了他们的冷漠和狭隘。捞渣的仁义只是作为儿童性本善的反映,却被人们宣传为“少年英雄”。暗藏在仁义背后的是道德的虚伪。“在表面上,王安忆看似书写了一个仁义的小鲍庄,在深层上却是对小鲍庄仁义的解构和批判。王安忆曾经说过自己不会和其他人一样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中国人今天变成这样是因为大家把仁义当做榜样,这样的仁义看起来却是极其危险的。在小鲍庄里,每个人其实都是带有企图的,希望能够在捞渣身上获得许多。因而,《小鲍庄》是写仁义的堕落。”[8](P31)在古代仁义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王安忆却以冷峻的笔调批判小鲍庄中仁义的虚伪,描绘出一幅世态人生图。“在这幅世态人生图里,有落后也有先进,有世故也有人情、有悲凉也有温暖、有卑微也有崇高、有沉重也有欢乐,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鲍庄的乡村世界。”[9](P26)

《大刘庄》创作于《小鲍庄》之前,是一个过渡性作品。尽管《大刘庄》没有《小鲍庄》那种对儒家传统文化“仁义”的批判,但是它也体现出王安忆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大刘庄是王安忆之前下乡插队的一个地方,它的创作带有王安忆的个人生活经验色彩。在这里人们生活贫困,土地稀少,粮食供给不足,虽然解放了多年,却还是一派荒凉落后的景象。在这个村庄里,女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也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去追求想要自己的爱情。大志子听从父母的安排嫁了人,甚至连对方的模样也不得而知。平子虽然不想那么快就把自己嫁出去却也不敢不服从长辈的安排。刘庄的迎春和小牛好上了,却因为生了女儿遭到丈夫的毒打。百岁子忍受不了大刘庄的落后离开了家,豁牙巴子欺负处于弱势的憨子……在这里,乡村世界的落后、封闭、琐屑在王安忆的笔下逐一显现出来。在《大刘庄》里还有有关于城市的描绘,小说中采用镜头交互式的转换,展现同一时期城市和乡村人们不同的生活风貌,也引发人们的思考。“在那个文革动乱的年代中,不仅乡村的青年们愚昧无知,城市青年之间也是相互记恨和诋毁,他们一样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一样的迷茫而又不知所措。”[9](P10)在王安忆的眼中 ,城市和乡村是相通的,上海和大刘庄都是一个聚集着人群,充满了人性的地方。在《大刘庄》中,王安忆没有过多地描写乡村生活诗意的伤感,更没有把乡村描写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地方,而是以冷静的笔调书写着自己想要描绘的乡村生活。在她的笔下,“乡村也不是一片干净的地方,它和都市一样藏污纳垢,同样卑微琐屑落后。”[2](P35)

不同于乡土作家笔下秀美、淳朴、展现出充满希望的乡土风情,乡土生活在王安忆的笔下显得贫瘠和苍凉。从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乡村叙事中,我们很难看到她对这片土地的眷念,看到诗意的想像,王安忆持一种冷峻的笔调来叙述发生在那里的乡村生活。这种倾向在王安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乡村叙事中尤其清晰。“与二十年代的乡土作家,及其后的梁晓声、莫言、贾平凹的另一个区别是,乡村只是王安忆的一个叙述载体,而不是为了建构某个具有特定地域特色的写作世界,她与作为载体的乡村并没有骨肉相连的写作情怀。” [10](P6)在《小鲍庄》中,王安忆以城市人的眼光来书写,把自己隐藏在小说创作中。《小鲍庄》中,王安忆是属于小说之外的,她虽然不介入小鲍庄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却把那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原样保留下来。为了追求客观,所以她不介入小鲍庄中。身为小说外的人物,她不淡漠、不骄矜。”[11](P433)

与乡土派作家鲜明的立场不同,王安忆以冷峻的笔调不偏不倚地向人们展示农村生活的本来面貌,在她笔下农村生活平淡无奇。看似淡然的背后却又隐藏了王安忆对乡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思考。

三 1990年代:日常温暖人情下的乡村回望

在寻根思潮下,王安忆以冷峻的笔调饱含着自己对乡村的思考与审视,展现了乡村的保守和落后。多年以后,王安忆开始远离文学主潮,乡村世界在她的笔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90年代以来,王安忆创作了《姊妹们》等一系列描绘乡村风土人情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王安忆不再批判乡村生活的贫瘠苍凉, 乡村在她的笔下呈现出朴素、温暖和豁达的别样色彩。王安忆曾经说过“她写农村并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纪念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她眼里慢慢呈现出审美的性质并且上升为形式。”[12](P36)

进入9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对乡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于80年代以来对乡村的批判和逃离,王安忆开始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美好。《姊妹们》是王安忆在90年代创作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王安忆再次以自己曾经插过队的大刘庄为创作背景,时代背景以及人物遭遇大致相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和叙事语调。在小说的开始王安忆是这样描绘的:

“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 这‘青砖到顶 ’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7](P225)

刚开始,王安忆便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庄,我们庄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地方,在这里充满了淮北特有的民俗风情。在我们庄里,王安忆描绘了有一群善良可爱的姊妹们。他们大多是未出阁的少女,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让人印象深刻的有“刘平子”和“小瑛子”。她们思想大胆有创造力,同样一块布在别人身上是这样,在她们身上却是那样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她们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孙侠子虽然之前与小瑛子有了隔阂,但是看到我为带馍给小瑛子而犯难时,还是偷偷地塞了块馍给我,让我对小瑛子有了交代。小辫子在知道我回上海后,不顾与嫂子吵嘴,从过年的猪肉里专门为我留下一刀,每天到庄口等我以至于后来肉都坏了……这些姊妹们在王安忆的笔下充满了温暖的情怀,虽然生活在贫困的乡村,对于婚姻不能自主,但是她们心地善良,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她们的身上充满着朴质的情感,让人觉得十分亲切可爱。在《姊妹们》中,王安忆不再采用之前的批判性的语调,而是开始重新回望乡村,向人们展现出乡村独特的宁静与美好。

王安忆认为“自己是远离文学潮流的作家,并且得到了文学大潮的好处,文学潮流为其开辟了道路,通过九十年代中期的探索,她开始重新体会到之前忽略的诗意与美好。”[6](P69)

在《姊妹们》中,王安忆成为一位智慧的城市知识女性,温暖而又理性地注视着这个乡村。怀着这样的心情,乡村在王安忆的笔下变得温暖而又富有人情美。在小说创作中,王安忆细心观察,从细微处描写乡村的点点滴滴,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温暖与美好。

王安忆描绘的乡村世界具体而真实, 体现了她对乡村独特的感触与体验。在她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温暖质朴的人情美,也感受到了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真实状况。在这里, “温暖而又淳朴的人情美、人性美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题, 并贯穿于王安忆九十年代的乡村书写。”[1](P27)

四 新世纪:现代化进程下的乡土忧思

当作者以温暖的目光回望过去的乡村时,都市的阴影也已经投射到乡村的土地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村特有的宁静、和谐、安闲之美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工业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破坏。 看到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渐渐遭到破坏,王安忆表现出了一丝忧虑,《上种红菱下种藕》便由此产生。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表达了对乡土文明遭到破坏的无奈与忧虑,王安忆的乡村叙事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小说创作的初衷,王安忆曾说过“近些年来,她较多的去江南水乡,她看到了水乡小镇服从着生计的原则,合理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水乡和人们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触,让王安忆有所启发。[13](P34)

带着这样的启发,王安忆创作了《上种红菱下种藕》。在《上种江菱下种藕》中讲述了一个小名叫秧宝宝的女孩,由于父母离开了沈溇出去谋生,被父母送到李老师家由李老师照料并且在李老师家慢慢长大的故事。秧宝宝的成长过程是复杂而又充满变化的,一方面秧宝宝要和李老师一家人和谐共处,一方面又要和以前的传统生活方式作出告别。在沈溇的时候,“秧宝宝还保留着这里的特色,自由自在而又无忧无虑”。[13](P8)而后到了华舍。她原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扎辫子,穿衣服,吃饭,上学……每一处变化都是秧宝宝在和过去做出告别。同时,在李老师一家人交往的过程中,全新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在秧宝宝的体内生长。面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与传统的生活习惯的冲突,秧宝宝的心里产生了复杂的感受,这种冲突让她感到矛盾痛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秧宝宝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小说通过秧宝宝的视角也折射出乡村城市化的变化。小说中描写了两个地点,沈溇和华舍镇。秧宝宝过去居住的沈溇可以说是一个江南水乡般的安静闲适之地。在这里保留了许多乡村独有的风物。秧宝宝的公公可以说是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代表。公公喜欢沈溇,不愿意和儿子们进城同住。虽然上了年纪,仍然热爱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王安忆在小说的最后中表现出了乡村传统田园生活赞美与怀念:“如同所有的水乡一样,华舍镇忠诚而务实地循着劳动,生计的原则,利用着每一点先天的地理资源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美。人们彼此相知,这便是这个小镇令人赞叹之处。”[13](P282)

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工业文明是以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破坏为代价的。王安忆在表现对乡村生活的怀念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现代化进程中新文明生长的忧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沈溇的土地被大量占用来修路,村里的青壮年也都相继出去谋生,小村庄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妇女们。华舍镇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沈溇和华舍镇本来距离较近,随着华舍镇的扩大,街道也显得拥挤闭塞,原本荫凉舒适的小镇不在了,只剩下白花花的水泥路面和低矮的房屋。

华舍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挤歪了形状,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也被破坏,小镇日复一日地受污染,老街也变得拥挤不堪,新街则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小乡镇的景象。在小说的结尾王安忆以秧宝宝的口吻透露着一丝心疼。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昔日的家园不复存在,华舍镇失去了往日的美好,变得面目不清。人们都为了学业或者前途离开小镇,秧宝宝一家也去了绍兴,只剩下被破坏的变了形状的小镇。王安忆在小说中表现了对现代化进程的忧思,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文明为代价的。“现代中国乡村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被定位的局面,既回不了过去的乐天知命,对现代文明的把握又显得力不从心。”[10](P192)面对岁月的流逝,现代化城市进程的加快,那种宁静诗意的小镇生活只能停留在遥远的记忆中,王安忆在这里表达了她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的感受,充满了对乡村变化的忧虑与无奈。

纵观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从80年代对传统文化冷静的审视和含蓄批判到90年代重回乡村对乡村人性美的回望与赞美,到新世纪以来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变化的忧思,体现了王安忆对在乡村书写上风格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从未脱离过乡村的土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王安忆对乡村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的思考,王安忆用她那细腻的笔触力图展现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创作中实践对乡村书写的新的领悟,这些领悟也使她的小说不断发展创新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陈江平:《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乡村情结与乡村书写》,新疆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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