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7966字
摘 要
徐渭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在诗、文、画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本文将围绕他的杂剧代表作《四声猿》，集中探讨其在剧中表达出的一些进步思想，包括对女性意识的先觉，对禅宗之道的进步想法，以及他在八不售之后产生的对科举制度的反叛思想。关键词：徐渭；《四声猿》；女性意识；禅宗思想；科举制度
Abstract:Xuweiwho has an incredible talent atpoetry ,writing ,drawing and composing ,was entitled to the Top three talented men at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FOUR CRIES OF A GIBBON ,one of Xuwei"s masterpiec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ioneering thoughts according to his working ,including feminist consciousness, Zen thought and the thoughts agains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 eight failure on the examination.
Key word:Xuwei, FOUR CRIES OF A GIBBON ,feminist consciousness,Zen thought,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徐渭，汉族籍，绍兴府的山阴（今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十六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二十一年,卒年72岁，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起初字文清，后来改字为文长,号为天池山人，因曾经居住于青藤书屋，故有青藤老人、青藤居士等别号。
徐渭建树很广，涉及绘画、书法、文学等领域，他在生前曾对自己的各类创作进行评价：“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1](P252)这可能是文人惯用的“伎俩”,即对自己所擅长的创作类别评价不高。事实上，徐渭在其文中的杂剧是最能展现其丰富精神世界的创作形式。在杂剧中，用对人物嬉笑怒骂的深入刻画来吐露心声，是作者最能坦然表露心迹的方式，而《四声猿》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作。《四声猿》这部作品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历年来，很多人对其进行过研究，研究内容涉及领域也很广泛。本文要研究的是《四声猿》这部作品闪耀的进步思想之光辉。
《四声猿》是一部杂剧集，分为四个独立的剧本，分别为《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香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凤得凰》（下文分别简称《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这四部剧的的主人公女性角色居多，从徐渭对作品角色分布上我们就能看出，在他的思想中，女性是可以与男性分庭抗礼的，也能够感知徐渭对于男女的地位认识方面是超前于当时传统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同时，徐渭对《雌木兰》、《女状元》中女性主人公的刻画和描述极尽褒扬之词，更表现其先进女性意识之强烈。此外，徐渭在《玉禅师》里对禅宗精神的进步诠释，暴露了封建理学的禁欲腐朽，展现了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了腐儒们的伪善面目，思想价值极高。
弃之如弃草——对女性意识的先觉
1521年，即明朝正德年间十六年，徐渭出世，他的出身不算贫苦，父亲徐鏓是个官绅，因此家境尚可。他的父亲与第一任妻子童氏生养了徐淮、徐潞两个儿子，后来又娶苗氏。在明朝这个封建统治逼近顶峰的朝代，程朱理学渗透深远，“夫为妻纲”——女性的人格权利几乎完全依附在丈夫身上，而生儿育子是女性能使自己的人格权利得到庇佑的有效途径，也是“必备技能”。然而，若女性丧失这一“技能”，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古代有这样一则出名的关于休妻的“七出”原则，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原文为：“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2](P1021)可见，女子拥有生育能力对于女德的恪守是多么重要。不幸的是，恰恰苗氏占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子，因此家庭地位很难得到保障，随时面临着被休的危机。然而，古人也是智慧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借腹生子，所借之腹也有固定对象——婢女。婢女作为卑贱之躯，完全没有人身自主权，是拥有者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和赠与，而借腹生子这种事其实是对婢女的“抬举”。徐渭的生母是苗氏的贴身丫鬟，符合各方面条件，被选中来完成这件事，成为苗氏稳固家庭地位的工具。就这样，很快，徐渭出生了，有了徐渭，苗氏有了站稳脚跟的救命稻草。虽说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更大的不幸正降临在这个家庭。徐渭出生才百日，父亲就去逝了。这对苗氏来说，丈夫早逝这件事的惨烈程度并不亚于自己因无子而被逐出家门。没有了因徐骢官绅地位所得来维持家庭各项开支，不出奇地，家族开始走下坡路。然而，日子依然要继续，为维持生计，只好缩减各种用度，以往的佣人，不十分必要的也就自然会被变卖或遣走。徐渭的生母也在其中。即使如此，辛苦的生活也使苗氏免不了因劳碌贫困而死。生母以及嫡母的人生命运都上演在徐渭的人生中，从幼时对人事的懵懂到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思，这让徐渭悟得很多。
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徐渭“有幸”得以入赘。在明朝社会，入赘是极少数人才有的人生经历，造成了男女地位的置换。在广大男权社会中，男性作为女性的“监护人”，吸收了女性的人格权利，女性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依附于男性。入赘则相反，男性人格权利大部分被女性吸收，像徐渭这样，仅仅保留些许人格权利。在这样男权深重的社会风气下，即使徐渭的岳父对徐渭的才学青眼有加，也难免徐渭沦为家族的“附属品”。然而，有得必有失，正是徐渭经历的这些特殊人生经历才赋予他观察女性的独特视角。徐渭的人生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却带给他文学创作上的大幸。徐渭将这些人生经历中的所思所感所得投射在《四声猿》的剧作中。
前段所述均为徐渭在《四声猿》作品中展现的女性意识的现实背景和素材。现实中所见之不幸与大幸，在作品中均表现为对女性的正面塑造，徐渭鼓励女性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具体《四声猿》中对女性意识的反思分为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在《玉禅师》中，这部剧其实是在为女性正声。这部剧中有两个主角——和尚玉通、妓女红莲。内容讲述的是玉通和尚苦苦修炼不得道，一朝被红莲破了色戒，结果转世投胎为妓女，反而最终得道。从徐渭对作品的表达来看，玉通和尚的破戒并非被动而是主动。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玉通已经厌倦禅林生活，“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3](P198)他有想要探索禁域的内心冲动，从“这等却不稳便。”[4](P201)看得出，他对收留红莲这件事的后果很清楚，他的内心也是释然接受的。另一方面，徐渭让红莲发声，为自己正名。玉通破戒，从红莲角度来说，她本身是并无此意的，在剧本中说道：“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种犯菩萨的事。”[5](P205)想来，身为妓女的红莲，身份何其卑贱，命运更是由不得自己，任他人宰割，“咳！官府如炉，只得依着他做了。”[6](P246)徐渭在此剧中为女性发声辩护，洗脱女性为“红颜祸水”的欲加之罪，这其实是对古代作品中女性无权为自己辩解的局限的极大超越。
徐渭对女性意识的更深层次先觉体现在《女状元》与《雌木兰》中。撇下文人的时代局限性，徐渭在《女状元》和《雌木兰》这两部剧中对女性能力和才智的极度褒扬不仅表达了徐渭认同男女地位上平等的思想，更直接地表达了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封建社会将女性困囿在一个个小圈子里——闺房、厨房等，而男性所独踞的朝堂、沙场没有女性的空间。徐渭正是借花木兰驰骋沙场、黄春桃跻身庙堂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来大胆鼓励女性价值和能力。她们一方面拥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珍贵的人格尊严和力量。这些体现在，花木兰危急时刻勇敢挑起家庭和社会重担，庇佑老父和幼弟， “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天撑地，说什么男儿汉！”[7](P304)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干征战沙场多年，获“花将军”的美名，即使是在女性难以涉足的在国家军政大事上，也能博得一份名位。而在《女状元》中亦是如此，在科举考试这样男性穷追逐首的领域，黄春桃亦要博得一名，不仅要求与男性同等的科考权利，并且一举夺冠，将众多男性甩在官场门外，最终跻身庙堂。值得一说的是，黄春桃并不像传统的众多贪官污吏一样，居其位而不谋其事，甚至贪污腐败，而是勤于政务，居一方为一方事，造福于百姓，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徐渭笔下的女性不像同时代的极大多数女性一样，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朴传统思想，这些主人公并非目不识丁，而是多读诗书，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徐渭之所以赋予他笔下女性人物这样的才学背景，其实是明指虽是女性也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了徐渭对古代科举制度有着大胆突破的创新思维，着实难能可贵。
徐渭女性意识最深刻的层次体现在寻求女性的解放，包括行为和心理。虽说表现这一思想的篇幅并不多，但从作品中的短小篇幅我们依然能感知，徐渭身为男性，能为女性如此出力，呼吁女性从封建传统的严厉闺规中解放出来，可称得上是从社会大环境中跳脱出来，表现出了超凡的先觉意识。这在《四声猿》中表现为，剧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封建要求的“行莫回头，语莫露齿，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8](P213)不相符合，甚至处处相悖，突出体现在花木兰的身上“脚儿松，大步重挪捻，直翻身戳倒黑山尖。”[9](P345) 、“万山中活捉个猢狲伴，一髻头平踹了狐狸堑。”[10](P360)更与战友开玩笑“俺家紧隔壁那庙儿里，泥塑一金刚，忽变作嫦娥面。你不信到家时我引你去看看。”[11](P382)言语行为大胆，滑稽风趣，与传统价值观里淑女的形象背道而驰。塑造了人物个性丰满的个体，也更让此形象深入人心。对此，有句后人的赞美之词 “木兰、崇嘏二剧刳肠呕心，可泣鬼神，惜不多作。”，[12](P96) 出自王骥德。徐渭在这两部剧中展现的先进意识，与当时宋明理学盛行的社会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的明朝，朱熹等人的理学思想有着极大地社会基础，国家也以这种理学思想来作为规范国民的纲纪，所以说，徐渭在这两部剧中表现出的非主流思想其实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对抗。他不认为女性一定要依附男性而活，也不认为女性离开男性一无所为，这与当时盛行宋明理学中“夫为妻纲”的禁锢思想相悖，有直接对抗性，可见其思想何其珍贵，而徐渭作为一个单单的人是多么的独特。
反对禅宗禁欲说——肯定人欲
徐渭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玉禅师》中。《玉禅师》里的玉通师傅苦修数十年不得正果，内心充满困惑，产生堕落的念头。妓女红莲的出现，让他在一夜之间破了色戒，数十年的苦修功亏一篑。一世轮回之后变成妓女柳翠，沦落风尘，虽是妓女身份，却在经过一位高僧的指点之后顿悟成佛。让男投胎为女，身份卑贱者最终得道，不仅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观念，在道德修行上，无男女性别之分，亦无所谓的身份贵贱之分，打破男女尊卑界限。徐渭对这部剧的处理在现在看来已是荒谬之谈，遥想当时封建闭塞的社会，更应是引来哗然一片，世人定是难以接受。首先，从身份上就形成了极为激烈的对比。一个是清修数年的高僧，备受世人的尊敬，一个是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饱受世人唾弃。身份如此悬殊，却被放在同一幅画卷当中。其次，身份功能进行了置换，并非身处社会高位的高僧渡化妓女，而是身为下贱的红莲的出现成为了玉通命运轮回的转折点，侧面点化了玉通。这样与世人所想相悖而行的故事确是闻所未闻。最后，徐渭让玉通转世为妓女，更是打破了“高僧”的优越感。指出人不必为一世的身份所困囿，世世轮回，人人都可能经历所谓的高贵与低贱，本质上，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徐渭用三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矛盾点来讲述传统禅宗思想的荒诞，并以此来揭示禅宗悟佛的正确方式。其中也蕴含一些指代意义。《玉禅师》这部剧中玉通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当时社会备受推崇的禅宗之道，而红莲作为一个寄托徐渭“叛逆”思想的人物，就像是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揭开所谓的禅宗禁欲的真实面目，打着超脱众生的旗帜，禁锢人正当的七情六欲。徐渭指出这样的修炼方式其实不科学的，想要得道成佛，只做形式上的功夫是不会成功的，要真正将佛心放在心中，所作所为皆出自佛心，即使身为下贱，像柳翠一般，也能在一朝指点之后最终得道成佛。明代盛行的程朱理学与禅宗所规范的禁欲修行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朱熹所倡导的禁欲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人们忽视了一点，要想达到道德上的完美，禁欲是行不通的，这种一味用“堵”的方式来修炼的戒律和禁欲在人性社会里不堪一击，相反，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修道成佛的人都历经人世的沉沦沧桑。这就是为什么高僧即使苦修多年也不能成佛，而妓女柳翠沦落风尘却能成佛。
八不售——认清科举本质
鉴于自身资质优异并秉承继母苗氏遗愿，徐渭不出奇地走上了科举之路，而这却是一条不归路。满怀自信的徐渭被现实无情地拷打了无数次。17岁时，徐渭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不中。20岁时再次应试，又不中。徐渭连续两次受挫，内心有了想法，于是，他给浙江提学副使写了一封《上提学副使张公书》的信，并因此求得了复试机会。信中，文笔流畅，表现出深厚文学修养，妙语连珠，以情动人，最终打动张副使，求得复考机会，考取秀才。这是徐渭科举路上取得的小小成功。
然而徐渭自视甚高，又不愿安于现状，因此不断寻求进试机会，此后，他又接连参加了8次乡试，而结果却大差人意，均未中举。一直考到41岁，却没有获得半点功名。他在《石榴图》中题诗：“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明珠颗颗走。”[13](P87)寄情于物，表达了他徒有才学、无人知遇的苦闷。这段不顺的经历对徐渭的整个人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徐渭想要建功立业的梦想一度败落。在这20多年里，徐渭不断寻求功名，却屡遭挫败，促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转变，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科举制度的强烈批判和讽刺着重落笔于《女状元》。徐渭八不售，他的哥哥徐潞又死在科考之路上，凡此种种，都给徐渭的内心造成深重的创伤。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害也了然于心。跳出醉心科举的窠臼之后，徐渭以旁观者的心态重新审视科举本质。对科举制度，徐渭有自己的认识，也有要一洗俗旧风气的决心，“我如今要一洗这头巾的气习，只摘蜀中美谈雅士为题，令诸生各赋一乐府，就当面吟咏，我也当面品评。”[14](P49)而对科举的讽刺则是通过一系列戏谑的语言来展现，这重意思借胡颜之口来表达，“韵有什么正经，诗韵就是命运一般，宗师说他韵好，这韵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师说他韵不好，这韵是叶的也是不叶的。运在宗师，不在胡颜，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 [15](P67) 徐渭用滑稽的言词和搞笑的氛围打破了科举的庄严和神圣。徐渭对科举的讽刺还体现在人物身上，黄崇嘏中举之前，才华满腹，却生活困窘；中举之后，立马成就功业，得赐姻缘。主人公黄崇嘏中举前后的境遇的巨大反差形成的强烈对比，是最直接的讽刺。徐渭前半生苦苦追求科举，终不能得愿以偿，他最终发现，这条路根本是走不通的，是荒诞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落入世俗的窠臼，寻不到人生的真谛。徐渭这部剧作同时具有很强烈的世俗性。写禁欲苦行的不堪一击，隐射了那些满嘴“理性”的文人自身修行过程中的“脱轨现象”，写出了崇尚禁欲主义者的虚伪以及禁欲主义的困窘。
徐渭的声名大噪得益于袁宏道的偶然发掘。在徐渭去世6年后，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偶然的机遇下看到徐渭的文字，惊奇地称之为“明朝第一”， 根据记载，袁宏道将徐渭的作品“读复叫，叫复读。”[16](P372) 由于太兴奋，漏液大声诵读，连身边沉睡的童仆都被惊醒了。之后，在袁宏道极力推动下，世人将徐渭的文集重新整理编辑出版，从此，徐渭声名鹊起。徐渭的一生之中，旷世之作不少，却少有在生时掀起轩然大波，而是身后被人发掘，这与历朝历代的情况相似，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对有奇才之人的排挤与不理解，另一方面，反映出像徐渭这类有着进步思想的文人想要在“不合适”的社会中立足是多么艰难。这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体制问题，非一文人能够扭转的，徐渭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创作来表达自己对封建腐朽社会的反抗精神，表达他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如坐针毡的感受。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不会再当时的社会洪流中造成轩然大波，徒留身后名。
徐渭的一生是让人唏嘘不已的，有太多的辛酸，有太多的无奈，有太多的不幸，也有太多的精彩。他的一生，不幸时居多，得意时甚少。多舛的家庭遭遇、曲折的婚姻生活，以及饱受指摘的政治仕途“炼就”了他畸形的内心世界，也赋予他旷世之才，在其魔怔了的精神世界里，创造了后世不断追求的精神成果。在徐渭坎坷的一生中，出现过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在1566年，时年45岁，已经历大半人生，挫折困难几乎尝了个遍，因此对自己也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于是写下《自为墓志铭》。在文中，徐渭自省，有一个比较忠于本原的评价：“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凂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17](P197)他深深明白，以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腐朽思想风气，不可能改变封建科举“吃人”本质。所以，他的晚年是一段回归精神之源的道路，不再追求轰动的社会效应，不再强求一致，独以自己的喜好，以独立于污浊社会的姿态度过余生。
人生之路漫漫，徐渭以极其悲苦的方式，去体味明朝社会的黑暗与虚伪，将他对艺术的感知和人世的感悟熔铸在《四声猿》中，他的高傲不羁，他的落寞孤独，他的魔怔疯狂，深深牵动着每一位研究他的人的心。
参考文献：
[1]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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