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与文学主题的逻辑关系——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

 2024-02-04 05:02

论文总字数:9451字

摘 要

本篇论文主要论述的是我国现代女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里社会热点和文学主题的逻辑关系。作者通过社会热点确立文学主题,又通过文学主题去升华文章的文学热点的内容,最后通过上海三小姐王琦瑶去认识上海弄堂文化,让读者更加了解那个时代。同时这篇小说也带来了读者们对于社会热点的新看法,让带有社会热点的文学主题的作品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生机。

关键词:王安忆;社会热点;文学主题;逻辑关系

Abstract: This essay mainly discusses how the narrative art is used in Ding Ling’s short novels .This essay mainly discusses the Chinese modern writer named Wang Anyi"s novel. It is called "everlasting regret", Literary theme,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ocial hot spot to establish by the content of the literary theme to sublimation paper hot, at last, by Shanghai three miss Wang Qiyao to meet the folk culture, let the reader know more about the era.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also poses a new point of view of the reader to social hot spots, let the social hot spots of literary theme of works on literature has brought more vitality.

Key words: Wang Anyi ; literature hotspot; literary theme;  relationship of logical 

“什么是文学主题?我们说的主题,是指从文学作品描绘的社会生活现象中表现出来的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社会生活现象经过作家选择、提炼、改制成艺术形象而进入文学作品,当然会着上作家的主观色彩,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文学作品无不含有社会意义”。[1](p16)作为一名在现当代史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从1977年便开始发表作品了,出版的长篇小说有《长恨歌》,《富萍》,《黄河故道人》等,其中有些作品被翻译成英语、韩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在海外销售,她曾经获得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法国文学骑士勋章等重要的文学奖奖项。王安忆用她那细致的文笔,让我们慢慢走入那平凡的世界,有真实感的生活,五彩的的城市影像中透着世俗的生活气息。她用细腻的语言讲述着四十年代的平凡人物,但又不缺乏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究,更带有感性的沧桑和理性的思考。《长恨歌》是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文章讲述了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四十年的生活经历,小说开篇就一直围绕着的便是王琦瑶的情与爱,在这情与爱之间还交织着上海的这城市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但这讲述的不是一个王琦瑶,而是涵盖了大多数四十年代背景下追求爱情的上海女性的故事。王安忆看似平淡的描写,通过细碎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写出了上海这座城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历史。笔者将从社会热点出发联系文学主题,从《长恨歌》谈起,通过王琦瑶去认识四十年代的上海弄堂文化,通过王琦瑶再去了解她的波折的人生,再通过她的人生经历去思考反思。让读者在看故事的时候,可以反观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王琦瑶的人生,从而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一、作者通过社会热点确立文学主题

许多的作者都是通过社会热点来构造文章的,像年轻作者左赛春的作品《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真实的记录了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的感人事迹;《最后的驼队》是藏族作家加央西热的作品,文章深刻的反映藏族的民族精神与名俗文化;《瘟疫,人类最后的影子》是杨黎光的作品,文章描写了非典期间,抗非工作者的感人事迹等等。但是这些文章都是报告文学,只是在描述社会热点,它具有新闻性(事实必须真实)、文学性和政治性(思想性),重写实但却缺乏浪漫主义色彩,并且在报告文学中有一些政治性因素,很难博得读者的关注与喜欢,也很难做到让读者在读完后,反思主人公经历而升华内心的作用。但《长恨歌》这篇小说,在写事实的同时,又添加了浪漫主义文学色彩,极大的吸引了读者的眼球。文章以王琦瑶的死为结尾,让读者感到惋惜,又让读者有了思考,体会到作者的用意,要用怜悯和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女性问题。

王安忆的人生经历丰富,小时候随母亲迁至上海,可以说对上海生活里的人和事颇为了解,她很了解四十年代的上海女性。作者对于主人公王琦瑶这种生于弄堂,死于弄堂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也很是了解,她用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描述主人公王琦瑶,体现了作者对于上海女性敢于向命运斗争的支持,对于生活不妥协,不放弃的态度的支持。这个故事是她以社会热点为基础所写。“王安忆说:“曾经听说一件事情,这个事件特别震撼我,说一个上海小姐在七十年代中期被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使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他们怎样结识的。他们结识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我做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王琦瑶怎样一步一步认识了小流氓的。”[2]( p 82)她认为一个作家的任务便是通过写文章,让读者有探索思考,而后去反思这个社会出现的现象。作者通过上海小姐被小流氓杀害,为小说构造了一个真实的框架,但其中的内容是通过一种理想化而虚构出来的,添加了许多文学色彩,使得故事更加丰满。如文中介绍王琦瑶时,说她这个清秀美丽的女孩理想是变成电影明星,但她没有变成明星,却在这中间认识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参加了选美比赛,理所当然的成了三小姐,成为上海小姐后被包养,成为李主任的情妇,但后来李主任出事抛弃了她。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放弃生活,一直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着,但生活却一次次让她失望,她所爱过的男人都离她而去,只剩下她寂寞孤独的活着。这样的场景令人心生怜悯,读者似乎可以从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些许自己的影子。这些内容似乎是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当然这是一部成功的虚拟小说,但却给与读者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也是源于作者王安忆丰富的生活经验。文章在开头便是在描写上海弄堂,上海弄堂是“老上海”对上海最直接的感受,没有在上海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人无法直接的写出上海弄堂的特性,而最具上海文化身份的便是上海小弄堂,作者描写的是当时最最普通的人物。“作为弄堂出生的主人公王琦瑶也是有着当时的上海人情结:小资情调的生活方式、对于殖民时代回顾、移民共同的自尊等等,王安忆对弄堂的描写,是建立在从物化的弄堂抽象出精神的上海的基础之上的。”[3](p14)王安忆一直认真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关注上海建筑、上海历史文化、上海语言以及上海人的价值观。笔者认为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经历时,描写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上海场景:这里有一些喧闹繁杂而又豪华的大饭店,也有像平安里这样油烟弥漫却又温馨的弄堂,在上海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咖啡厅,这咖啡厅是闹市中的隐秘之处,而用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在这闹市中隔开的寂静之处则是爱丽丝公寓。《长恨歌》里有着用无数康乃馨热捧出的上海小姐,也有下雪天围着火炉而坐谈天说地的平凡人。 “某些时候,人们可以到高层建筑之上,透过窗口看到闪动的江面,某些时候,人们又只能在屋子里面,看着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阳光从五斗橱边上的地板上慢慢地滑过。就在这些层层迭迭的景象之中,一个偌大的城市徐徐地展开了。”[4](p6)而王琦瑶作为千千万万个上海弄堂女儿之一,她代表着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少数上海女性的一面,同时也是上海这所城市所展示的一面,这一面充满着的是繁华,时尚,同时还有焦躁,虚荣与幻想。当然在作者眼中上海这繁华不会老去,正如主人公王琦瑶一样,不管年龄如何,依旧吸引着年轻人的眼光,也如上海这所城市一样,虽是充满沧桑与历史,但在国人心中依旧形象高大,吸引着许多人前去博弈。

二、读者通过文学主题升华社会热点的内容,使得文章更加丰满

王安忆将王琦瑶这位主人公的一生都做了描写,描写了从依赖男人的选美三小姐到独自一人抚养女儿的母亲,描写了从希望失望到坚强,从依靠男人到对男人失望,在失望的同时又自己成熟起来的女人。作为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似乎天生便有一种上海气质与风韵,她清秀,爱打扮,有着小女人的虚荣心,她常常喜欢幻想,她通情达理却不做作的为人处事,她的这种平常的美在时间的洗礼中,慢慢的被展现出来,让人惊艳,让人喜爱。

王琦瑶是个平凡的女人,她很现实,追求着物质上的满足,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成为李主任的情妇,但这中间也有着她对李主任的感情作为基础的,她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与痛苦,她也并不后悔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她大胆追求着爱情,无论生活上有着多少的痛苦,她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爱情的梦想,坚强的活着。生活跟她开了许多玩笑,但是她依旧保持着一份从容的心态,不沉醉在物质享受中,保持着上海小女人的本心,小心谨慎的过着日子。而《长恨歌》最成功之处,便是描写了这样一个平凡的王琦瑶,这平凡表现在她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她的身边总有一个个男人的围绕,从程先生到老克腊,都被她所倾倒,为了不孤独的生活在这样的世上,找到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王琦瑶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寻求一个倚仗,这是所有的女子在遇到苦难时的想法——找个依靠的肩膀度过难关。她和其他的母亲一样,将女儿养的很好,将最好的都留给女儿。而在这个平凡人中也有着不平凡的地方,王琦瑶作为当代女性,不再像古代女人那样有忠贞烈女的思想,她在被抛弃后还可以拥有着那份自信,大胆的追求着爱情,她是个极其优雅的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有着好手艺,将旧衣服改成符合当时潮流的服装,她走在时尚的前沿,可以引领周围女性的穿衣打扮,她是个很会生活的女人。

这样的描写逐步揭开了王琦瑶那美丽的面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柔弱而坚强是王琦瑶,书里的她仿佛真的有血有肉,就存活在那个时代,形象温婉可人又不缺乏韧性。在《长恨歌》里王安忆希望坚强的男性去保护柔弱的女性,但在文中王琦瑶所遇到的男人却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这责任便落到了王琦瑶的身上,她在风雨飘摇的苦难环境中坚持下来,保护着自己。王琦瑶是王安忆梦想中的女人,在王琦瑶坚强勇敢中,王安忆流露出对于男人不能承担责任的失望和她对于像王琦瑶这类女人的赞同。她为男人而悲哀,为女人而喝彩。王安忆说她自己怀恋那种传统的生活,是男人在外拼搏,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但在遇到困难坎坷时,往往是女人首先站起来充当这保护者的角色,保护着家庭,保护着孩子,所以说女人伟大便伟大在那份坚强上。

在整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描写上海小姐的一生,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她的看法,而是通过女性视角,通过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美丽女性的生存特性,从细节、环境中描绘了她追求爱情的热情态度,和作者对女性希望能够有一个男人依靠的体谅。她生命中每个男人的出现都让她有了一定的成长,程先生让她从一个清秀的女学生一跃而成上海小姐;李主任的出现则让她过上了好的物质生活;康明逊的出现让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老克腊的出现则缓解了她对于青春不再的恐惧心理。作者对于王琦瑶被杀的结果很是怜悯,虽然,这只是作者的观点,但对于读者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同每个人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一样,很多读者很赞同王琦瑶大胆追寻自己的爱情,尽管王琦瑶一生并不如意,但却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男性读者很难如女性读者那样,能够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看王琦瑶,但他们或多或少都对文章有了思考与反思,这便是文章的成功之处,让读者去提炼这细节的背后她想要带给我们读者的思考,要用宽容与怜悯的心态对待女性问题,因为她们天生便是社会中的弱者,需要倚靠与保护。有王琦瑶出现的场景便会有一股浓浓的“上海味”:弄堂,弄堂里的房子,用吴侬软语讲的的流言,房顶上的鸽子,充满近代风情的片场,爱丽丝公寓,邬桥,最后回到了一个新的弄堂,它的名字叫做:平安里。通过这些描述,让人首先便想到了王琦瑶所生长的那个环境,这个环境培养了王琦瑶性格,王琦瑶的一生围绕着的是这样的环境,没有人比王琦瑶更熟悉弄堂文化。弄堂与王琦瑶的关系那是密不可分的,王琦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上海的弄堂又具有着一种特有的小女人的情态,王琦瑶是这情态的代言人。“弄堂墙上绰绰月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夹竹桃上粉红落花,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纱窗帘后头的婆娑灯光,写的是王琦瑶的名字:上海弄堂因有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5] (p81) 现实中的王琦瑶已然死在弄堂中,但在作者的心目中,王琦瑶还活着,她活在上海的弄堂里,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弄堂里的一景一物已经和王琦瑶联系在了一起,弄堂里的房子、弄堂里女孩子的闺房、弄堂里那些古朴的家具、弄堂里的谣言等等,王琦瑶在这样的弄堂里完成了她性格的转变,她已习惯用漠视的态度去处理关于她的流言,她看透了太多的人心,自己也变得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她学会了对人做作,努力去讨好别人,她的坚强来源于生活。“然而,生活并不总局限于里弄,好像生得美的女子必有故事似的。王琦瑶的这份老实的美给的她生活带来了改变,使她不可避免的堕入了命运捉弄之中。”[5](p81-82)

王安忆对《长恨歌》的描写与她的经历有关,她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刚来到上海的日子,她说自己是随着父母一起去上海的,是一边扭秧歌,一边打腰鼓进入上海的,上海人的世界观、上海人的语言以及生活习惯她们一点都不懂,甚至还遭受过旁人的冷待,这也是她下定决心去了解上海的原因。“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她因此而小小年纪,即已远较别人深刻而独特地体会到了文化之根悬浮的孤独,也深深地埋下了对于生活于此的城市的探究之心。这样一种经历和感受显然已经影响到了她写作的选择,这应当就是为什么相当时期里寻找上海成了她兴趣的中心。”[5](p82)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王安忆仍须为她探寻或虚构的权利找到合适的形式;换言之,她将如何把对于上海城市弄堂的思考转化为一种富于故事性的浪漫的文学想象力。”[6](P147)故事是围绕社会热点而构思的,而单个热点很难让人有真实的感觉,这需要作者添加一些浪漫元素,使得文章富有情感的表达,在描写人物的同时,时刻添加着环境的描写,使得上海与王琦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对于王安忆来说,她对上海小市民阶层是不满的,弄堂里的谣言也大多是这类人制造和传播的,但上海缺少不了小市民阶层,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小市民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但小市民文化是进不了历史的,这就意味着文化的流失,对于流失的上海文化来说,大概没有比一个社会底层的女性更有象征性和代表意义了。“在这个布满了油烟气的空间里,这个本已为历史所抛弃的女性,却出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小市民文化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7](P193)

《长恨歌》拥有这样的称誉并不为过,弄堂以及弄堂里的一景一物都代表着上海文化,读者对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的感受是源于王琦瑶的遭遇,而王琦瑶的价值观则代表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王安忆在写《长恨歌》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关注现代都市上海在形成中,人们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让读者去体会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

三、带有社会热点的文学主题的作品,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生机

笔者认为《长恨歌》之所以这样成功,是由于它参照的社会热点而写,因为生活已远远比文学更丰富多彩,更令人匪夷所思,不是靠作家仅有的生活阅历,还要通过一些细碎的线索而写的。由于新闻有其本只要那就是对于社会热点的真实性保证和严谨性要求,是不可能添加文学性色彩的,不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兴趣。而民众却往往对社会热点的细节非常感兴趣:这件事发生的前因是什么?是什么细节使得这件事发生?这种类型的事情经常发生吗?这件事的后续又有什么变化,热点里的其他人又有什么说法……?王安忆用热点做框架,加入了自己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为小说人物添加情结,让人物更加丰满。 “她说:我对自己最大的妄想,便是与一切故事建立一种默契,自然而然地,凭着本性地觉察到每一个故事与生俱来的存在形式。”[8](p337)

当然她不是第一个通过社会热点而拓展思路写小说的,在以前,就有许多世界著名的大作家也以社会热点为基础,写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雨果的《悲惨世界》、阿瑟黑利的商业小说等等,可以算作通过真实事件而写出的小说。

当然小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和真实世界的王琦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是以社会热点写小说的作者的习惯,不只是王安忆这么做的,还有其他作者也是如此,如获得过“法兰西学院大奖”的小说:法国小说家埃里克·法伊的《长崎》。长崎是日本的一个城市,这个新闻则发生在这里,新闻主人公是一个住在城南的单身老人,他发现自己家的食物经常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于是他在家安装了摄像头,监视这屋子情况,后来他在监控中发现有一个流浪女子在他家穿行,于是他报了警,以为自己碰上了盗窃犯。其后警察在他家抓到了这名女子,她在这个老人家的壁橱里边安了家,壁橱里摆放着她的东西,据这位女子称,她没有自己的居所,轮流寄宿在许多人家的壁橱里,依靠别人的食物生存。这就是这个社会热点的所有内容,但这只是小说《长崎》的一个框架,其中还有许多地方值得读者去关注。首先便是女流浪汉被警察抓走后,这个单身老人的心理描写,他对自己的房子充满了恐惧感,他觉得那个房子不再是他的家了,他也不敢回家了;其次,在老人平复自己的心情后重新去面对这个事件时,他开始同情这个女子,他甚至觉得自己在这所房子时候是有人陪着的,所以他没有让这个女子坐牢;最后,小说进一步推进,原来这个房子原先是女流浪者的家,但她遭受变故,失去了这个房子。但她对这个房子充满感情,她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所以她对这个房子恋恋不舍。到这里整个故事才结束,这离原先的新闻内容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其中添加了作者对于流浪女子的同情,还有对于单身老人的怜悯,我相信作者通过这篇文章是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去关心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同样新闻报道里的王琦瑶,也许远远不如《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生活的那么精彩,虽然是同样被杀的结果,但是小说里王琦瑶的人生充满着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对于上海的思考,充满着对于上海弄堂里同样弄堂女儿的怜悯与宽容,但这也是对于这样生活的反思。作者给予这个新闻里冷冰冰的王琦瑶一个新的生命,让她充满了浪漫,同时掺杂这现实的坎坷凄凉,这使人们对于这个社会热点更加关注的同时,更加的想去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活,笔者认为,如果把这篇《长恨歌》放到新闻报道的那个时期,会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女性更大的关注,让那个时代的人反思,去关注妇女,就可以大大的改善当时女性社会地位,掀起一个新的女性平等的文化浪潮。同样,放在现在也同样有用,我们需要作家抓住社会热点,关注社会问题,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大概提高女性生活地位这样的文学主题就是作者写这文章最大的成功之处。

结 语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其独特的视角成功地吸引广大读者的目光。虽然她文章的框架是从一个新闻中得来的,作为一个社会热点,人们可能只把它作为饭后谈资,很快便忘了,但是王安忆抓住了这个信息,加注于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加以虚构,给予了文章里主人公王琦瑶真正的生命,让读者认为,好似那个年代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到底是否有这样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王琦瑶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上海弄堂代表型人物,代表的千千万万个在那种环境下生存的女性,反映了当时女性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处境,在对于这样女性体谅与怜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思考与反思。作者成功的将一个单一的文学热点,通过想自己构想,重新塑造了一个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的形象,并且通过文学热点确立作者对于弄堂女儿生活态度的文学主题,随后通过文学主题丰富社会热点,使得文章更加丰满,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当然通过社会热点的写出的小说,拓展了小说的内容,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读者也可以从文章中了解到作者想表达的文学主题:对于王琦瑶追求爱情的生活态度的支持,在她被男人抛弃后,坚强带大女儿的赞同和她被老克腊杀死时的怜悯。我们读者在看小说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作者的态度,那就是要用宽容和怜悯的眼光去看待女性问题,让读者得以理解王琦瑶,了解那个时代的上海大背景以及大背景下的女性思想和生活,通过王琦瑶去认识四十年代的上海弄堂文化,通过王琦瑶再去了解她的波折的人生,再通过她的人生经历去思考反思。让读者在看故事的时候,可以反观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王琦瑶的人生,从而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当然王安忆的优秀作品还有许多,如《富萍》、《小鲍庄》、《香港的情与爱》等等,她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新的体验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往了另一个高度,我们应从《长恨歌》里带给我们的思考出发,探寻小说中的文学主题,学会去思考与反思,让我们对于社会热点有不一样的解读。

参考文献:

[1]王济民:《谈文学作品的主题—兼谈高晓声的几篇小说》,语文教学与研究 198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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