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4261字
摘 要
当今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冲击”。“文化软实力”在国与国间的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能为其他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其自身也能源源不断产生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无论在起步时间，政府重视程度，发展经验来看都相对落后。“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必须借鉴西方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经验，不遗余力地发展自身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关键词：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发展
Inspiration of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ultural soft pow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LiJun Sun
（Wentong Colleg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globalization keeping digging in, Culture shock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e along as normal phenomenon in our daily life. Cultural soft power is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with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o develop culture industry not only can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other industries, but also can keep generating values itself. However, comparing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dustry has already fell behind in the time we initiated, in the attention we have paid and in the experience we have go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cultural soft power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so we must spare no expenses to enhance it. We shall stay the course of trying to glorify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is a necessary for us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ourselves
Key Words: developed countries; cultural soft pow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国际上普遍认为软实力是由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政治价值观、国际形象四部分组成，作为软实力的四个载体，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部分，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形成，文化产业的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越发地重视，近年来，不断有相关政策得以出台和落实，这也使中国文化产业得以不断汲取动力向前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譬如：畸形的山寨文化、文化流失以及丧失文化独特性等。
然而，当今世界文化市场依旧是发达国家的舞台，仅美日法三国所占的份额就占据一半以上，拥有丰厚文化遗产的中国具有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文化潜力。对此，中国必须向发达国家借鉴先进的文化经营管理经验以达到少走歪路，健康平稳发展的目的。本文着重分析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先进模式，并结合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思考，提出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启示。
一、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现状
(一)“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它是一国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分为政治价值观、文化及外交政策。[1](P8)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瑟夫·奈在《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叙述道：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简而言之，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1](P61)
(二)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现状
美国文化如火如荼，纵横全球，其传媒、电影、网络文化、游戏软件等行业均处世界领先水平，然而美国没有专门的文化部来统筹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但其文化能够在世界各个角落产生影响力，究其原因是美国具有一套独特并且复杂的文化体制。这一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的和不平衡的，是有活力的和非理性的，是多元主义的和分散的，拥有巨大的优势和众多不良的后果。[2]美国政府区分了盈利性文化产业与非营利性文化组织机构，前者交给市场，政府不控制也不分享其所有权，更不直接参与或干预其经营。[3](P4850)对于非盈利性组织，政府则积极给予其政策与物质上的支持与保护，政府还将大学、社团、院外游说团体和工会等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来，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并且依靠美国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文化企业自由竞争与创造。
法国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上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法国政府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对外，法国政府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努力维护“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来保证其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政府还建立“法语联盟”来传播法国语与法国文化，并且每年会有相应的经济支持，以此来扩大法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内，于1959年成立文化部，并着手构建系统的文化发展体系。秉承着“确立文化领域内的各项标准并建立各种准则，来影响文化领域的价值标准和导向”，“并建立起一套客观的价值体系，以此为依据从财政上给予帮助”的宗旨。[4]文化部十分注重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法国政府不仅每年通过巨额的财政拨款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从事文化活动的团体和个人都能从法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获得财政补贴，而且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文化企业以3%的优惠政策。法国政府同样在图书、出版、电影、旅游等行业施展其政策与经济上的影响力。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跻身文化强国行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异常发达的文化产业。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出口立国”方略不再适用，于是日本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日本将其文化产业分为内容产业、休闲产业与娱乐产业，内容产业包括了发达的游戏、动漫、影视等行业。而发展内容产业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为此，日本首先由国会立法，批准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和《内容促进法》，为日本发展内容产业提供法律保障。[5](P1080)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对于文化产业的作用，不仅将其视为日本文化的载体，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并给予中小企业以财政优惠及补助，并努力地实现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最终成功打造了“东京文化产业圈”。日本政府亦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其文化产业体系中的作用，并且与之展开了平等且全面的合作，政府让其在文化产业中无法管理到的领域全权交予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来为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条理的发展环境。
（三）发达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
1.市场经济推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美法日三国的文化软实力得以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三国都拥有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魔力在于它即能将文化成分产业化，批量化生产；亦能将一件普通商品上升为文化产品乃至成为一种文化。发展完善且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使得文化资源得以合理优化组合，也是文化产业链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例如美国电视业、电影业的行业内以及跨行业合并，这样的市场配置资源使得产业得以集聚，文化资源利用率得以优化，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并形成规模效应。发达的市场经济意味着在这个市场内有一个庞大且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这对于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得以满足时才会去探求更高层次也就是精神方面的需求。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多时，人们才会更多的去考虑文化消费，作为发达国家的美日法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群体，这为它们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消费市场，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2.法律与政策的保障
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是文化软实力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美日法三国都在其文化领域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就为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国政府更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下足了功夫，于1998年在之前《版权法》的基础上推出了《版权保护期限延长法》，同年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于2000年颁布了《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版权赔偿法》。[3]（P4902）美国于文化产业内颁布的法律都具有时效性,远见性与较强的可施行性,这也与美国文化注重市场的特性相契合。为文化立法不仅能保证美国文化市场的秩序与畅通，也在无形之中增强了社会文化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美法日三国政府在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都适度运用“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在财政上，美日法三国政府都通过给予税收优惠及免税的方式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犹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对于知识传播类行业不仅免除商品销售税，还对第三方组织的出版物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除了在税收方面的措施外，三国政府都在资金上对其文化产业给予直接帮助。如美国政府通过慈善组织及基金会的方式向文化领域注入资金；日本政府向中小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及直接拨款资助学术活动；法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向从事文化事业的团体及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无论是在前台还是后台，三国政府都在利用财政政策积极地保护和引导着本国文化行业的发展。
3.非政府组织与创意至上的文化氛围
美日法三国政府也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将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不善的领域交予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以加强对文化领域的监控与规范。犹以美国非政府组织为例，在自由主义理念引导下的美国文化领域，政府的退居后台让非政府组织成为主角，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与调节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大踏步提高，最终成就了“文化巨无霸”。日本也将其内容产业中的影视及图书等的审查工作全权交由非政府组织完成。政府与中介组织间紧密且有条理的合作为美法日三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健康和竞争的内部环境。
创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成分，也是其文化软实力得以发展强大的必经之道。美法日三国的文化企业注重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总能生产出令人赞叹不绝并畅销全球的高技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如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大片传播着美式英语与美国通俗文化；法国软件公司开发的电子游戏重新描绘了宏伟的法国历史；日本的动漫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忍让、谦虚与善于学习，上述文化产品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完美例子。用华美的科技来包装厚重的文化，使得本国文化具有时代感，具有征服力。既避免了触碰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暗礁，又有利于制造出优质上乘的文化产品，有利于本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增强了自身的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 中国文化发展的困境与机遇
(一) 中国文化发展的困境
1.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
中国文化体制的僵化主要体现在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目前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政府统筹管理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视各文化事业单位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并从行政、财政与资源配给等方面给文化事业单位以重重束缚，从而造成政事不分，政事一体化的局面出现。由于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把控，使得由国家控制的文化事业单位未能发挥“服务人民精神生活”的功能。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是造成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和融资渠道不通畅的体制原因，进而阻碍了民间资本与外资难以进入市场，文化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是制约其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文化管理体制的僵化还导致了文化市场的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以文化、广电及新闻出版为例，从宏观的管理层到微观的文化企事业单位，由于行业的壁垒森严使得行业间缺乏足够的交流，进而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区域的分割也使得分部不均的文化资源难以进行区域性地流动，造成了文化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大大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文化产业人才管理机制落后，使得中国本就有限的文化人才流失到其他产业及海外，导致了文化产业人才的匮乏。
- 文化立法不完备
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且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因此在文化产业领域仍然奉行“重行政，轻法律”的教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正式形成至今，仅有5部相关法律得以颁布，分别是：《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网络保护的决定》。[6]相对于目前中国240多部现行法律来说，文化立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占比例显少。由于法律的缺失导致文化市场没有规范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也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中国文化市场版权侵犯现象严重，打击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同于其他领域，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因此政府对文化领域的把控过于严格，也造成了文化领域“重行政，轻法律”的政府控制手段。所以每一部法律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须经过反复调研，反复论证，这也就造成了如今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立法滞后，灵活度低、略显僵硬的市场条件。
3.文化贸易逆差、文化流失及文化趋同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层次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以至于在发展完善，来势凶猛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传统文化一步步败下阵来。在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面前，本土文化企业却难以拿出与之相抗衡的文化作品，因为本土文化企业鲜有美日同行们的技术、人才与资金，于是造成了中国文化市场被列强瓜分的局面，这就产生了文化贸易逆差。在对外文化贸易惨败之际，本土文化的流失现象亦十分严重。由于保护不得当，“端午”被韩国申遗成功；日本企业疯狂抢注中国四大名著；“花木兰”、“梁祝”被美国制成好莱坞大片，中国本土文化正经历一去不复返式地流失。本土文化趋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日渐凸显，全球化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融汇交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的同时，由于受到以西方文化为主的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再加上文化保护工作不当，本土文化在发展中毫无察觉地以牺牲地域和传统文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本土文化发展的不和谐和不可持续等问题随之出现。
(二) 中国文化发展的机遇
1.政府的规划
中国的文化事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缓慢起步，在广泛吸收发达国家文化理念、模式和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提出了“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文化发展格局。2000年“十五”规划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提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首先出现“文化生产力”这一概念；2007年，“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提出。2010年17届5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7](P206)而再随后的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这一决议也是为加快中国软实力发展而作的另一准备。《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2013》重点提出建立中国文化软实力新型智库的必要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规划意味着今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得到持续不断并且具有建设性与远见性的智力和资金支持，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2.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际上普遍认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会更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幅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有的省市已破万，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民收入的提高使得恩格尔系数得以下降，这为人们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其他商品腾出了更多的资金，也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不通畅的状况，缓解了一大批文化市场的生力军资金短缺的状况，也为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改善了中国文化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状况，推动了文化资源的空间流动，提高了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也使得文化产业得以集聚，形成规模与品牌效应，即有利于文化企业的做大做强，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
3.渐具规模的文化产业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催生了文化产业，到如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从最初萌芽阶段渐至成熟，自2004年以来，全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5%以上，以超过同期GDP增速6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宏观经济的新引擎，到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国内外市场规模达到80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同期GDP的2.5% 。[8]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上和GDP占有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在产业规模的增长、资金、技术及人才的累积上已大为改善，这也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十年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形成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大都市。按照北京市统计局统计：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2.3%。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2013年工作总结报告：预计全年实现增加值2500亿，占上海市GDP的比重约11.5%。[8]在企业层面也出现了像“完美世界”这样的文化产品外销型的企业。
4.民间的精神反溯
（1）国学热潮
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社会在物质方面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在精神文化方面没能带来任何改观，反而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堕落，然而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遂近几年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之风”。当下的人们在无法解决体制带来的“官二代”、 “富二代”、“军二代”等问题时，转而在国学经典中寻求祖先的告诫，这对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专著与学术文章不计其数，而且定期举办大量国内国际研讨会，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社会媒体方面，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读史记，刘心武讲红楼等等。大师们用通俗的语言将国学名著向大众讲解与品读，让大众得以领略到国学经典的魅力。除此以外，百度和新浪等著名网站开设国学专栏以及规模大小不一的纸质媒体为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完善的传播网络。
（2）民众愈发强烈的信仰需求
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能为一个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更能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文化个体，进而在文化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规约与条例，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建国后，中国民众第一次显现出对宗教信仰的渴求是在文革后，由于之前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大肆破坏，民众在精神层面已出现真空状态，再加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于是出现了“人们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情形。第二次则正是当下，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物质财富喷涌而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逐渐成为社会风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戒律已奄奄一息。这样的道德滑坡也促进了宗教再一次的大规模传播，以基督教为例：据统计，至2012年，经官方认可的全国基督教徒人数在2000万左右，但地下“家庭教会”人数达8000万之多，使得中国基督徒总人数在一亿以上。[9]而且在新入教的教徒中，以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居多，亦体现了现阶段民众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世俗宗教的教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顺应当下潮流将佛、道、基督等出世宗教教义融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中，这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意义重大。
- 发达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经过持续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仍面临诸多困境。如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职能定位不合理、严重的制度缺陷与发展不健全的文化市场、社会团体及第三方组织的低发展程度、民众的低道德标准，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发展成为文化强国的目标。对此，政府应在体制上进行大幅度改革，结合本国国情，大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其文化软实力的经验：
(一) 发挥政府的维护与协调作用
1.调整功能，重新定位
政府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职能转变的途径在于进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核心是进行简政放权，关键是建立与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间平等的合作关系，根本是确立“市场为主，政策为辅，法律为保障”的文化发展方针，并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对文化领域的政策性干预,从而使得文化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地配置。同时进行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政府应适当放宽“意识形态”这一文化领域的束缚，减少乃至停止对文化事业单位行政与资源分配上的干预，赋予其自主性，对于部分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上应积极寻求与社会团体与中介组织的合作，例如将各类博物馆、档案馆及纪念馆等公共服务属性较强的文化设施交予中介组织或社会团体进行管理。实现“信息自由”并制定宽松，自由，灵活的文化政策，来为文化产业创造一个高灵活度，高盈利性的市场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推动原先的“重行政，轻法律”的市场管理模式，逐步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转型。政府需通过立法手段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运作环境及投融资体系，为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还需努力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以维护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通过法律的完善以规范文化市场的秩序，从根本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2.做精神与信仰的“牧羊犬”
文化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的打压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支离破碎，不再辉煌。然而随传统文化一道受重创的还有人们精神上的信仰与寄托，以至于在当下物欲横流的大陆社会不断地产生令人咂舌的道德困境。对此，政府应鼓励民众对佛、道、基督等宗教的信仰，极力支持与保护宗教活动在中国境内的开展。这其中包括：政策上鼓励宗教活动走入社区，走入基层，传教士的布道等；立法上需通过法律制度来明确“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关系，避免信仰矛盾冲突的发生；财政上要给予宗教组织资金支持，以确保日常宗教活动的开展；体制上实行政教分离，互不干涉。惟有宗教信仰方能填补当前人们的精神空白，在精神层面形成一股强大的道德约束力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与此同时，政府应带头把宗教领域的道德教条与传统文化的精粹相结合，将其建设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大力宣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本土文化的扎根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政府应理性面对“国学热潮”，要想让国学能够真正意义上发扬从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让其在知识群体中扎根，这就要求政府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推动教育体制向素质教育模式转型并系统引入国学，否则“国学热”只能在利益化和庸俗化的过程当中死亡。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所导致的本土文化趋同的现象，政府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张和维护“和而不同”理念，即对西方的文化输出持自信开放态度，并对外来文化的内容进行理性地扬弃，让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本土文化融合，不断地让本土文化更新和发展，使之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并在各个文化传播机构的对外交流中把中华文化的精粹向世界进行展示，形成独特的“中华名片”。
(二)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
1.实现产业集聚
中国可借鉴日本打造“东京文化产业圈”之经验，依托初具规模的北京与上海的文化产业，着力打造华北与华东文化产业圈，努力实现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健全文化产业链并优化文化资源利用率，形成规模与品牌效益。建设华北与华东文化产业圈的优势在于既可以依托两地资金、科技、人才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又可以借助北京、上海两地的区位的优势打造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可以依托其作为中国心脏地带及具有发散特性的区位条件，将其打造为发展以内向型为主的文化产业圈，进行文化产品的内销，有利于中国本土文化企业的扎根。而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可利用其作为中国对外开放“门户”的特征，并与本地区大量的优秀外资文化企业进行合作，大力发展外销型的文化产业，将含中国元素的文化产品舶向国外，可宣扬中国文化价值观，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
- 培养与吸引优秀的文化人才
整体而言，中国文化产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点：高素质人才普遍缺乏；人才培养计划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健全；人才流动性强。然而，“平均主义”思想在文化企业中普遍存在，导致高素质人才流失。企业没有适当的激励制度，留不住高素质人才，因此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10]以上原因造成了文化企业人才的流失及对优秀文化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对于中国文化企业而言，需广泛且深入地展开与高校间的合作，采取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模式。既要培养高素质的文化管理人才，以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自身管理模式，来提高文化企业内部的执行力，也要求培养拥有卓越技能的文化技术人才，来提升自身文化产品的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中国文化企业还需完善自身的薪酬、激励与晋升制度，还需与政府一道加强文化企业员工的社会福利保障，旨在增强自身对于高素质文化人才的吸引力。不管是国家、行业还是企业间的竞争都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完善自身的人才管理机制，是摆在当下中国文化企业面前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 文化企业的创意制胜与做大做强
步入21世纪，中国文化企业无论是想要扎根国内市场，还是拓展国外市场，都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产品中注入属于自己独到的创意来吸引消费者。这对于设计与制作文化产品的设计者与工程师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了消费者的需求与市场的动向，还需用创意来包装厚重的文化，因此通过创意在市场及消费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尤为重要。无论是上世纪因一个奇妙的创意而创造了迪斯尼乐园的沃尔特·迪斯尼，还是当下风靡中国网络的卡牌游戏“三国杀”的设计者，都完美地叙述了创意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文化企业而言，要想做强，只有先做大，然而前提必须是拥有高度自由化与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潜力的文化企业通过吞并、联合和重组，再上市，最终形成规模效应，亦有利于创造生产出具有品牌效应的优质文化产品。澳洲传媒大王默多克从最初只拥有一家小型电视公司，通过不断买入与重组到如今坐拥上百亿美元资产的传媒帝国，正体现了只有做大才能做强的行业信条。
(三)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1.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管理机制
根据美日法三国之经验，非政府组织在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三国政府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展开合作，并或多或少地给予其文化领域的管理权力，最终使得美法日三国的文化软实力都能够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除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内在科学化也是其存在的基础，也是其发挥文化职能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组织不仅能在微观层面解放文化权利机构，其自身也能投入文化生产中去。对中国而言，应一定程度上淡化意识形态观念，在文化领域应酌情引入非政府组织，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赋予其一定的活动空间。同时对非政府组织自身而言，应当引入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效仿现代公司制，避免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应对董事会负责，不应对政府负责，董事会成员应由一定量的社会代表在内。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所有民主决策都应纳入民主程序范围内，以避免如中国红十字会声誉扫地的状况出现。
2.非政府组织在文化领域的服务与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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