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8996字

目 录

1. 绪 论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意义 1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

2.1“一带一路”战略与实施 2

2.2高管团队理论 2

2.2.1高层管理团队的界定 2

2.2.2 高管团队的特征 3

2.2.3高层梯队理论 3

2.3企业投资理论 3

2.4高管团队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4

2.5政府行为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4

2.5.1国有股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4

2.5.2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4

3.研究设计 4

3.1研究假设 4

3.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5

3.3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5

3.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6

3.4.1研究内容 6

3.4.2研究方法 6

4.实证分析 6

4.1描述性统计 6

4.2相关性分析 7

4.3投资水平的回归分析 7

4.4投资水平基础模型共线性检验 8

4.5投资效率的测量 9

4.6过度投资的回归分析 9

4.7过度投资模型共线性检验 10

5.研究结论与展望 10

5.1研究结论与建议 10

5.1.1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干预 10

5.1.2着重分析高管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 11

5.2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1

5.2.1研究不足 11

5.2.2研究展望 11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3

1. 绪 论

1.1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迁，中国对外投资的兴起正在高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形成新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有关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投资效率，以及政府在一带一路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相关研究还较少。研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及当局对企业的作用机制，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行实施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也响应了党的十八大重点发展“一带一路”的提议。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后，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投资总额加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值得一看的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势头越发强力，无论是投资数量、投资覆盖面、投资产业结构还是融资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就企业而言， 在“一带一路”投资全面推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领会“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效，因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企业投资成效是我国发挥“一带一路”战略主导作用增强综合国力，实现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投资决策与效率方面的作用机理，我国政府大多仅以投资规模作为追求目标，融资后将资金闲置或是更改资金使用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投资效率。另外，政府通过控制股权和政治关联，在给企业带来许多资源，比如政策性的帮助、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快捷的同时，也存在政治任务、利益交换等决策干预活动，这一方面给了企业的大量投资提供了机遇，也会大大地促发企业在资源有限与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忽视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扭曲投资方向与领域，产生过度投资行为。。最后，高管团队是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其结构与特征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决策与效率的影响同样重大，如何通过高管团队结构与特征的优化，加大高管投资有效性激励并避免过度行为，也是当前“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研究命题。

因此，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根据“一带一路” 沿线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样本，结合政府干预视角与高管团队理论，通过模型构建以及分析，找到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机制，以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涉及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可以较为精确了解投资国的政策和政局变动，减少投资分险。在最大程度上维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利益和安全，也直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最后通过上面一系列工作和分析结果，建议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考虑到高管特征比如是否拥有股权、年薪、董事会会议强度等；政府可以通过国有控股以及政治关联减少干预，督促高管成员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

1.2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文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计划，我们希望通过跟踪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上市公司，研究政府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希望我们的研究结论能给政府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企业投资方面加强引导，在给企业提供相应帮助的同时，也避免通过行政的手段过度干预，最终形成企业自主性投资决策的有效机制。

（2）本文在TMT高管团队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高管团队在企业战略决策中担当的主要角色，重点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和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希望从中找到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上市公司投资的特有规律，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高管团队优化提供启示和帮助。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一带一路”战略与实施

2013年党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后，主要分为陆地和海上两大空间，紧接着2014年后成功建设各种基金会和投资国银行等基地后，该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取得了夺目的收益。2015年，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各种联通交通的建设，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已经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突出发展了贸易投资等计划。近年来党在十九大中又着重强调了加快战略实施，重视投资效益的发言，这对以后的长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政策支持。其中，“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近些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深入钻研。白永秀等（2014）根据“由近到远、由易及难”建设的推行原则，把中国丝绸之路成长经济带上的国家按照空间划分成了“核屯、区”、 “扩展区”以及“福射区”三大区域层次。钟飞腾（2015）提出，重点国家与核心产业的选取是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他在人均GDP水平和产业发展的前提下选用些许沿线重点国家，建立中国特有的“创造性转移”机制。何维达（2015）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时的产业升级和过剩等问题。廖萌（2015）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大背景下，基础设施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曹琼（2015）认为，“一带一路”重点是加强建设沿线各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的联通， 帮助推动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区域的竞争水平；同时“一带一路”计划为转移相关产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区域。企彭凯等（2015）提出为了应对新的全球化形势，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意味着“走出去”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层面，直接投资则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动力。

2.2高管团队理论

2.2.1高层管理团队的界定

普遍的概念认为，通过具体方式组织领导企业进行战略抉择，承担起对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监督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就被称为高管。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依靠高管团队，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高管投资行为决定。我们知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个体自身的行为特点和认知水平在制定决策时或多或少会带来一定的干预，对作为制定企业各种战略的决策群体进行时非常必要的。

经过文献调查发现，学者们普遍将企业中地位最高并能有效分配企业各种资源地决策群体称作高级管理人员团队。最早的学者强调高管团队在利用企业资源时，担当着核心决策者的身份，肩负着企业利益的重任（Wernerfelt,1984））。Hambrick和Manson（1984）认为高管个体特征相对而言更容易造成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发生。除此之外，学者们大致将高管团队成员分为：在公司中担任非常高的职位、工资额度最大以及直接投资决策的员工。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高管团队，如何判定高管团队构成要求对实证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本文综合考虑各种界定以及“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对高管团队的界定是：主要承担企业战略决策的角色，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话语权，通过成员间的沟通协调，最优利用企业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保证企业的有效合理运行，职位主要以总经理以上为主。

2.2.2 高管团队的特征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们主要以人口统计特征当做企业高管团队的特征来研究其如何有效影响企业投资效率（Wiersema,1992））。国内某些学者则主要以高管团队成员的年教育背景等特征来探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魏立群、王智慧,2004））。

综合参考人口特征的研究我们发现，个体的背景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在一定条件下也影响着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个人是企业内部约束的主要条件，是团队有效优化的关键组成部分。高管成员要凭借自身的工作能力、任职经验，充分考虑企业内外部充斥着的不确定不稳定的环境，并做出最优的决策，这是非常困难的。人口背景特征在高管团队中带来的影响不可预估，对企业其他经营决策结果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2.2.3高层梯队理论

Hambrick和Mason（1984）首次对高阶理论做出了阐释说明。高管在组织决策中的影响至关重要，不仅仅关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制定，还决定着企业效益。管理者个人的生活成长环境、个人的经验都会对组织的决策带来无法估计的变性。内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和无法预估，会从心理生理各个方面对高管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而导致对决策理解的扭曲，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

高管团队由高管成员组成，共同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虽然成员们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投资经历，然而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在面对不确定的因素面前都能保持理性，看到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出重点问题做出最优的战略决策，为企业赢得更多的收益。后来的学者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成员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存在无法预估的差异性，只有企业通过合理高效的管理，促进高管成员团结互助，在决策时经过讨论研究得出共同认可的结论，才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个人价值观和能力的因素，非常具有研究意义（Tsui和O^，Reilly,1989）），在一个团队中个体能力的差异化会通过以小见到，积少成多的方式带来更多的矛盾，这就导致了高管团队决策效率的不稳定性，无法保证每一次的决策都是能带来最大收益，这对企业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企业 的所有投资决策都是为了盈利，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其收益成功直接关乎着我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长期实施。经过不断地研究和探讨，学者们已经发现高管团队对企业组织效益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可以说在潜移默化中直接决定企业投资效益。

2.3企业投资理论

对“投资效率”的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明确的指标，纵观文献大都是以非效率投资来表示。Jensen（1986）认为战略投资的结果跟投资效率紧密相关。Myers和 Maijluf（1984）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没有经过合理的商谈导致放弃投资盈利的行为。Berle和Means对非效力投资进行研究时，与众不同的考虑到股权集中程度，即闻名的 Berle-Means 范式，其以为过度投资行为是在美国高度分离的股权结构下小股东凭仗“搭便车”赢利而疏忽公司管理，公司内部监控管理的弱化和公司治理效力的低下导致的。

不像美国、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投资还处在扩张阶段。陈艳（2013）主要从政府政策和市场宏观环境的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张超（2015）等人认为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权差异、市场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李青原（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过度投资行为的主要与企业的会计信息时紧密关联的。通过文献分析法得知中国企业投资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国家政策的通力支持，一方面中国企业本身的资金实力雄厚；相对而言，国外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不足，是由国家政治环境和经济实力决定的。

2.4高管团队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纵观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学者们对高管背景特征、企业投资效率问题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研究中，高管的年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也近乎成熟。Carpenter等(2004)经过回首20年来高阶理论的成长后提出，为了更好明白公司高管团队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未来要将钻研重点放在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合并上。在投资效率研究范畴，公司管理和非效率投资一直是钻研的热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上市企业高管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2.5政府行为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2.5.1国有股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Bushmanetal(2004)发现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持股决定。从“掠夺之手”的角度来看，政府人员为了掩饰自身目的的干预行为，一般会压制企业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再者从“扶持之手”的角度来看，当局是对企业进行直接的管控，削弱了会计信息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化用处，固然也降下降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研究的部分文献进行了整理：刘立国和杜莹（2003）发现有财务问题的公司的流通股比例相对而言更低，并且公司是国家控股的机会更大。王立彦和刘军霞（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在企业控股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支晓强和童盼（2007）对 1999-2004 年我国部分企业进行了钻研，指出政府掌控企业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则会先增后减。这说明，政府掌控企业时，信息不对称时“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的首要引致因素，相反的企业中自由现金流则是该敏感性的首要引致因素。徐晓东和张天西（2009）考虑到自由现金流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角度，研究表明在政府控制企业代理问题更加严重，以至于滥用自由现金流导致了投资过度。

2.5.2政治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经过文献整理，发现学者们大多以Faccio（2006）对政治关联的定义为主，即管理者在政府任职的。政治关联既能给企业带来战略性的投资机会和政策支持，也能给企业投资带来严重的效率问题。带来的政策支持中，尤为突出的是减少了融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企业为了国家的任务而急切的追求投资规模效益，放弃并忽视了投资效率问题，虚假公司财务信息，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

3.研究设计

3.1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对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测量，采取多元回归的方法，检验政府干预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逐步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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