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务虚笔记》叙述方式的独特性

论文总字数：10172字

摘 要

关键词：务虚笔记；模糊性；非线性结构

Abstract:Retreat notes seems to be a very special fiction,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content, its form is quite worthy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 image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ole ,the nar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show its unique form.

Key words:Retreat notes;fuzzy;non-linear structure

史铁生是当代作家中很特别的一位，他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少年时期当过知青，后又因双腿截瘫而坐上了轮椅。他的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史铁生对人生对生命有着非常透彻的体悟。也正因此，他的作品在文坛上留下了极为独特的一笔。《务虚笔记》是他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

很多读者觉得《务虚笔记》读起来不大像是一部小说，它的故事性不强，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各种吸引读者的悬念，也没有一条中心的故事主线。它和我们通常所读的传统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小说中通常有着形象饱满的人物，完整的故事情节，特定的环境描写，而在《务虚笔记》中，作者并没有专注于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也没有致力于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在故事中不停地思索探讨着各种生命中的难题。故事在这里成了作者思索的媒介，因而这部小说充满了哲学意味。这也正是作者在叙述上和小说形式上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小说写作是一种文学叙事的创意性的活动，作者不仅可以根据小说故事的叙述需要，适当地运用一些既有的基本的叙事方式和方法，并加以灵活的组合和嫁接，而且应该在小说故事的叙述中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叙事方式和方法，创造出新的叙事方式和方法”。^[1]（P44）小说采用了一种十分新颖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得作者能够在小说中自由地对各种问题作出深入的探索和剖析。《务虚笔记》无论是在作者、叙述者与角色的关系上，人物形象的设定上，还是故事情节的叙述的时空设置上都体现出史铁生这种叙述方式的独特之处。

《务虚笔记》讲述的是“我”的故事，这里的“我”指的不是狭义的物理意义上的我，而是我的“印象”。而我的“印象”中也包含着物理意义上的我。正如书中写到“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2]（P8）。小说取名“务虚笔记”，是由于作者主要描写的是自己的“印象”，即“务虚笔记”的“虚”，而史铁生认为这里的“虚”才是最真实的“我”。也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第一章写作之夜中写道：“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2]（P8）正是这样的总体设置给了作者叙述上的极大自由，也使得小说的形式看上去纷繁复杂。

一 人物塑造的独特性

1. 人物形象的模糊化

在《务虚笔记》中，作者对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些列问题和困境进行了深入地思索和探讨，这与大多数小说不同，通常的小说比较注重故事，在故事中反映出问题或在故事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务虚笔记》中人物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事件或困境，都是作者为了对问题作出更加深入的思考而设置的，“身处人生的困境，他一直在发问，问生命的意义，问上帝的意图，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的写作的发源和方向。”^[3]这样作者在小说情节的叙述上占据了主动性，现实性故事情节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对作者没有了绝对的限制。这也就必然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小说的鲜明的独特性。

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上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鲁迅笔下的啊Q、祥林嫂，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迪亚哥等等都有着自己鲜明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小说中的描写可以使读者脑海中形成形象具体的画面，这当然得益于作者的精心构思和塑造。然而《务虚笔记》中的人物形象却与他们有着很大不同。作者自己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不认为作家可以做成这样的事。”^{[2]（P290）}书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女教师O、女导演N、画家Z、诗人L、残疾人C、医生F等等。他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名字本来是有性别和性格特征的，所指代的对象也是独一无二不可归类的。而字母却只是一个符号。作者又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冠以其性别和职业，以便读者能够区分他们。除此之外，作者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省去了对人物的外部特征的详细描写，没有外貌特征描写，没有面部表情的变化描写，也没有每个人各自着装的风格描写，甚至连人物之间的语言即对话也仅仅是为了推动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追问，而不能鲜明地体现出人物自身的情感特征。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也无法明确知道书中人物的高矮胖瘦美丑，这就使得书中的人物不同于传统小说人物的形象丰满，而是非常的模糊，人物没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他们不能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仿佛在水一方的佳人，任读者怎么上下求索也飘渺难即。 然而这样并不意味着这些符号是无意义的，“作者在有意识地打破文字于姓名上的束缚，为的是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更好地凸显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命运之思的符号，是各种可能的命运的化身。”^[4]

1. 人物命运的混淆与分离

书中人物形象的独特的塑造方式使得小说的叙述摆脱了传统小说个性化人物的限制，小说的重心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重在对人物不同的命运轨迹的实验，探索和揭示上。因此小说没有给每个人物设置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也没有设置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生活背景，而是将命运相同的人都抽象成为一个人，将与人物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场景抽象成为相同的地点。

总体来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起点都是小说开头的那两个男孩和女孩。“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在孩子的生命旅程中获得兑现。他们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或许就是‘我’。”^[5]书中几乎所有的男孩在成长到一定的年龄阶段时都会憧憬并且走进一座美丽的梦幻般房子，这所房子正是他们走出童年开始长大的转折点，是成长的象征。在这所房子中的不同遭遇和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未来不同的人生道路。男孩在此分化为以后的画家Z，诗人L,流放者WR……而这座梦幻般的房子里都住着一个被他们爱慕的女孩，女孩的不同选择使她们分化成了女教师O,女导演N,少女T……这些字母并非他们个人特征的符号，而是代表着他们不同命运的命运符号。正如书中所说，“如果残疾被安排在爱情之前等候着一个人，那么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是C”；^{[2]（P333）}如果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强烈的自尊心在恋爱萌动的季节受到了伤害，并在心中埋下了自卑和仇恨的种子，那这个人便都是Z；如果这个人既是一个好色之徒，又是一个真诚的恋人，并且不断追寻真爱，那这个人便都是L；如果女孩爱上了F并且后来分手了那么这个人就是N；如果女孩爱上了WR最终分手那么她就是O；如果一个少女“有了与N或W相似的失恋史后，她以为看透了一切，因而有其不同于N也不同于O的独特选择”,^{[2]（P307）}那么这个人就是T。

小说中的人物在命运还没有发生分离的时候也即是没到人生转折点之时都是同一个男孩或者同一个女孩，他们是合并的，是混淆的，他们经常两个或者多个一起在同一时间经历同样的事情。在小说中，“我”和WR ，WR与 Z 在早年的形象就呈现出混淆状态，他们都曾经因为出身问题而受到了无尽的歧视和耻辱。最终WR选择了说破事情的荒谬，从此走上了被流放的道路，而“我”则决心做一个好孩子，从此与WR分路而行。与此同时，Z选择了以艺术来证明自己的高贵，从此与WR发生了分离。除了这一辈人之间常常发生混淆，他们的长辈，如T的父亲，Z的叔叔，F医生的父亲的命运也有呈现混淆状态的时候，还有所有的母亲也如此。他们也曾经是晚辈，也曾经是男孩或者女孩，作者以鸽群做过类比，“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那不过是鸽子的继续，是鸽类继续的方法、途径、形式……人山人海也是一样，其中国的每一个人，一百年后最多二百年后就都没有了，但仍有一个人山人海在哪儿继续，一如既往地喧嚣踊跃梦想纷纭，这之间的衔接就如同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看不出丝毫断裂和停顿”。^{[2]（P104）}这一代代，一群群人物的命运发生混淆是因为他们都走过了相同时间，经历了相同的历史背景，所以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之途，经历相似的人生困境，而命运之路的分离是因为他们对所经历的事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心境或者是某种更为偶然的因素使然。

总之，在小说中虽然仅仅是叙述了以符号为名的一群主人公，但他们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总体而言是一个时代人的命运的缩影，也是所有人类命运的缩影。“每一个人物个体都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又都可以浓缩为某一个人物个体，由个体到群体到类，由类再返至个体乃至自己，史铁生其实是在以一种极其睿智的方式来为自己也为读者提供一个反省存在的绝妙机会。”^[6]作者对人物的命运进行抽象化提取，合并与分离来进行描写正是《务虚笔记》在叙述方式和小说形式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

（三）历史背景的主观化

小说的人物从来不能离开故事背景而单独存在，故事的发生都有其背景，人物只有在背景中才能变得立体真实。甚至有小说在人物出场前要先对背景进行大段大段的描写以为人物的出场进行铺垫。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作者在小说开篇用了四章内容来描写主人公的生活和成长背景，前四章分别是“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在对上海弄堂进行了这样一番细致描写之后小说的女主人公王琦瑶才姗姗出场。

《务虚笔记》则与这样的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没有对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具体地点，具体的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进行大量的述说，书中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完全是根据这一年是否与小说人物的命运、与小说人物对于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转变有重要联系而安排的。小说里即使有故事背景的描写也是已经是经过了叙事主体的主观提纯后的故事背景。”^[7]如诗人L在情感萌动的年龄，在开始对女孩产生向往时，却发现少女们全都抛弃了美丽的衣裙，穿上了肥大的旧军装。当诗人正为着少女们朗朗的笑声而心潮澎湃之时，却吃惊地发现她们喊着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2]（P131）}这样的粗俗又粗鲁的口号。此处虽然可以让读者意识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却并非让读者感觉是刻意的描写铺陈。这就是诗人L主观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在诗人在自己人生成长的转折点上所看到的生活中发生事情和变化，显得十分自然。

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在大的历史背景影响下的小人物的某种整体生存状态，而是强调了历史事件中的某个“人”的命运，强调了这样的事件对一个处于青春萌动期的个人——诗人L所产生的个体的困惑和影响。史铁生在这里更加强调的是一个人是怎样存在的，而不是去追问外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不是去探求外在事物的所谓的本质。所以历史背景在这里并非显得那么重要，并非是要强调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要叙述人物主体在生活中所见到的无数普通或不普通的事件之一而已，以及这历史事件的发生对个人的生活所产生了的或无关紧要或息息相关的变化或影响，借此来对人物本身的命运进行剖析，思索和追问。

二 作者与书中人物关系的特殊性

（一）“自我意识”的叙述者

《务虚笔记》像是一部自传，却又不是自传。小说始终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在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通常具有双重身份：小说故事的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但《务虚笔记》中的“我”的身份却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多重身份之间模糊难辨，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将自我融入了小说的叙述当中。这也是小说的叙述和形式显得错综复杂而又新颖独特的又一重要因素。

小说中的作为叙述者的“我”有时是带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这个“我”有时好像就是作者本人，他好像就是以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写作，在写作时不时穿插着自己现实中的生活和事件。并且“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经常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这里的‘我’经常在作品中讨论写作情景，表明书中的人物只是写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受叙述者操纵的，叙事文中的唯一真实就是写作本身。”^[8]（P46）如作者在书的开始“写作之夜”中便写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两个孩子，“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2]（P1）又比如在“生日”这一章，作者就描写了自己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并且多次引用了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片段。这里的“我”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作者自己。

又如作者在“母亲”一章中写道，“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2]（P107）}，这就向读者展示了作者书中场景的构思过程。“不过我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如今我远离了Z和WR去猜想当年的情景，我看出我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2]（P116）}这里作者把叙述方式当做叙述对象，津津乐道于“我”是这样写小说的，甚至连作者构思上的逻辑错误都成为了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叙述的对象。

（二）多重视角的自由转换

“我”有时好像是书中的一个角色，在书中他人的故事中夹杂着“我”的故事和“我”与他们共同的故事。这样“我”作为书中人物的一员,常常和书中人物共同经历一个场景，甚至和书中所创造的人物平等的进行对话或交流，并且共同探讨书中人物经历的事情。这里作者所采用的是内聚焦型视角，通过不同的人物的视角来对同一时间发表不同的看法，因而达到对小说的各种存在和生命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目的。但是有时“我”又好像是作者本人，是书中所有人物的创造者，“‘我’可以像上帝一样知晓这些人物内心的困惑迷茫所思所想,可以自由地不经任何桥梁与过渡而来到他们的身旁,进出他们的心灵。”^[9]（P70）这里作者又采用了外聚焦型视角。“我”的这种多重视角移位和双重身份的切换身份使作者的叙述变得无拘无束:当人物经历人生转折的重要情景时，“我”既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他的状态进行感受和观察，又可以在需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参与进来与人物共同对事件进行探索思考时,“突然幽灵附体一般与人物展开心灵的对话，无论书中的人物是孤身远行在外,抑或正与恋人幽会。”^[9]（P70）

在“夏天的墙”这一章中，作者写道“我和L,挤在人山人海中随波逐流喊着那副对联，是一九六六年七月。然后，我的老祖母离开这座城市，只身一人被送去农村了。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过这件事，写过我的悲伤和惶惶不可终日”。^{[2]（P146）}这里的“我”和L所共同经历了同一个场景，而这个情景又是作者本人生活中所真正亲身经历过的场景。“我记得他站在人群中惊惶失措。我记得他的眼神就像个走失了的孩子，茫然四顾，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我看见他跟在一个临时的歌名委员身后走”。^[2]这里的“我”就像是和L处于同一时间地点，亲眼看到了L当时的状态一样，这里的我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观察，而并不知晓此时此刻人物的内心是如何思想的。

在第十二章“欲望”中写道：“‘这个薄情的女人！’，‘这么轻迁易变的人心！’……我能听见L心里的千声咒骂。”^{[2]（P232）}此刻的“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我”能听到人物内心的声音，这里的“我”采用的就是非聚焦型的视角，全知全能。

正是小说这样的叙述方式使得“我”的身份扑朔迷离，难以辨别。而形成这样纷繁复杂的形式的原因是史铁生把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也融入了小说叙事当中，“我”之所以常常和书中人物共同经历相似的场景，而这场景又恰恰是作者本身生活中所经历过的重要人生时刻，这是因为作者要将其作为自己所思索的众多命运可能性中的一种，以此来对人的生存，存在，命运和困境进行思考，追问和揭示。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我不能塑造他们，我是被他们塑造的。但我并不是他们的混淆，他们混淆而成为——我”。^{[2]（P290）}

三 情节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一)地理环境的模糊化

“环境指构成人物活动的客体和关系。它是故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环境在故事中具有多种作用，它可以形成气氛、增加意蕴、塑造人物乃至构建故事等”^{[8]（P159）}，恩格斯就强调写小说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务虚笔记》中的环境设置与通常的现实主义小说有很大不同，《务虚笔记》中不仅人物形象的设置是模糊抽象的，对于环境的设置同样是模糊的。小说中没有说明人物生活在哪座具体的城市，更没有对人物所生活城市的环境和特点着过丝毫笔墨，而只是笼统地交代人物的从农村来到城市，如WR，或者笼统地写人物的离开或者回来。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没并有非常大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人物所生活的大背景，大环境。“这种含混性使我们超越了具象而进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悟之中”^{[8]（P162）}。因此，模糊的环境设置使书中人物的命运跳脱了具体地理环境的限制，凸显了大的历史环境对人物的命运产的生大的影响，如书中所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反右斗争等等。

（二）非线型的情节组织形式

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女作家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一文中痛切地感到：“小说被贬为次要的艺术，只因为它固守过时的技巧。”^{[10]（P59）}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打破了线型时间的叙述形式，采用了非线型情节组织形式，“非线型情节类型是相对线型而言的，是对传统的故事型情节的一种冲击。它表现为线型情节的紊乱或隐退，其基本特征为打乱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淡化人物和情节。”^{[8]（P132）}

非线型情节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的完整性，“情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也不是事件的句号，而是潜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开放体”，^{[8]（P133）}小说中常常会对一个故事的讲述突然终止，转而对另一个故事进行叙述，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也并没有给出书中人物的具体结局。作者对多个情节的来回转换穿梭叙述，让读者难以把握住清晰完整的故事情节。

小说中还常常出现书中众多人物的共同对话，共同发表对同一事件或问题的看法，但他们又并非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规则，书中这些人物是不可能像这样对同一件事情进行共同探讨的，如果作者要想让人物探讨同一件事情，就势必要按照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规则将众多人物聚集在同一时空内，这样作者就势必要为此而煞费苦心地安排出一系列符合现实逻辑的情节来，这必然会背离作者的写作初衷，使小说变得冗长而无实质意味。但是在《务虚笔记》中，由于所有的人物都在作者设置的命运大棋盘之上，因此，无论他们依照各自的生活轨迹是否能聚合到一起，他们都在“我”的“写作之夜”中，在“写作之夜”中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对作者叙述的限制。比如在“猜测”一章，书中的众多人物如HJ、T、N、F都对女教师O的死做出了自己的猜测，他们都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这种在现实中本不可能发生的对话成为可能，因为无论他们在各自的故事中有无相遇相识的可能性,但他们都在“我”的“写作之夜”，从而推动了叙述的发展。

作者对每个具体的情节的叙述也摒弃了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模式，仅仅是抽取人物命运中的重要时刻如遇到爱情的时刻，遭遇歧视和耻辱的时刻，体验到生命的孤独的时刻进行叙述，这都淡化了小说的情节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务虚笔记》情节淡化的主要原因是小说是基于“写作之夜”中的“我”的“印象”而构成一些列的外部事件的，外部事件在作品中的出现或消失，也是在“我”的“印象”中的蓦然涌出或蓦然消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作品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而是“写作之夜”中的我的意识的流动。

（三）在否定和假设中展开叙述

《务虚笔记》相比较于其它小说还有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小说常常在不断的否定，假设设想和追问中展开情节叙述。通常的小说往往有一个客观的叙述逻辑，作者必须遵循这个逻辑进行叙事，而在《务虚笔记》中，作者打破了这个叙事藩篱，使得小说的情节组织更为主观，更为自由。

例如书中作者叙述了处于初恋之中的L将自己的情诗全都写进了自己的情书和日记中，但是日记却被人公布于众，诗人因此遭受责骂和羞辱，从而感到了羞耻和惊惶失措。但在紧接着的一章作者就写道：“不，事实上，是我的那些信没有寄出。我的那些昼思夜梦早已付之一炬。而诗人L的信已经寄出了。”^{[2]（P164）}这种对前者的否定引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那些信已经寄出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后续发展，如果那些心中的情感或想法并没有用信来表达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又如在第十二章“欲望”中，“但在另外一种时间，L的恋人会有另一种情绪。另一种情绪，会使他对诗人L的坦白有另一种想法。”^{[2]（P227）}这里同样通过对前面叙述的否定来展开事件另一种发展可能的叙述。作者通过了这种对前事的否定来推动叙述的进一步深入，从而推动了对事情的进一步剖析。同时还是在“欲望”这一章中，作者描写了F医生和另一个人的一段对话，而对话的对象身份并没有立刻揭示，而是在下一小结的开头这样写道“以上对话的双方，有三种可能：一，F医生与诗人L。二，F医生与F医生自己。三，F医生与残疾人C。”^[2]下文即是对三中情形的展开叙述。史铁生一直试图在小说中展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为人的命运或者生活的发生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有时仅仅是一些偶然的因素也会改变人物的命运走向。作者这样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对人物命运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探讨，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生活中的偶然性对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而在另一章节“白杨树”中，作者更是创造性地使用了类似设计舞台剧的方式的设想来展开情节的叙述。在这里，作者在很多段的叙述后面加入了括号进行内容的补充，如在一段正文“除去那排白杨树比过去明显地高大了，一切都没有变”^{[2]（P193）}后面紧接着在括号中写道“给我的感觉是：舞台设计者无计可施，那排树是对时间的强行说明。”^{[2]（P193）}这里的括号中的内容以舞台设计的思路的设想对作者所想要展现的场景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使作者要呈现的内容更加的丰富。这样的叙述在传统小说中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只有在“写作之夜”这样宏观的背景设定下才使得作者无拘无束的叙述和深思成为了可能。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对于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组织，叙事时空的设置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规则，在小说的形式探索上作出了独有的贡献。小说虽然看起来变换多端，但相信如果对小说的形式加以关注和研究，一定会对小说的内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陈鸣：《创意写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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