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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政府设置专门管理漕运的官员，即漕运总督，以及负责治河的官员，即总理河道官。在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总漕和总河因治河思想的差异，发生争论，出现了两次合并。杨一魁、吴桂芳于合并中分获兼理权，他们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其治河策略和政治背景。关键词：明代；总漕；总河；政治斗争；治河策略
Abstract: Ming government set up specialized management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namely, the governor,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river management officials, the prime minister river guan. In five years and twenty-six years of wanli,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otal cao and total river river management thought, a debate, the two combined. Yang Yikui and Wu Guifang in merger respectively and right of management, they win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s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Ming Dynasty ; Total tank; Total river; Political struggle; The strategies
目录
引言 5
一、明代总漕、总河的由来 5
（一）总漕的设置 6
（二）总河的设置 6
二、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的两次合并 7
（一）万历五年的合并 7
（二）万历二十六年的合并 9
三、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两次合并的原因 10
（一）政治斗争——直接原因 10
（二）治河思想——根本原因 11
结 语 14
参 考 文 献 15
致 谢 16
引言
漕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明代，由于分置南北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官兵粮饷和宫廷费用均需南方供应，考虑到河运的经济安全，明统治者高度重视漕运，而确保漕运得以稳定发展的两个前提是：一为运道的通畅无阻，二为运送管理得当。总河是明代创设的主管黄河、运河的最高官员，署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或左右佥都御史衔，接受工部监督。总河的面世，标志着明代漕、河分治的开始。总漕和总河在职掌上有众多重合之处，二者矛盾和恩怨从其在明代诞生之日一直绵亘到清代相继消亡之际，其间聚分离合屡有发生，这反映出漕、河治理的复杂情势及其背后深刻的政治斗争背景。有关漕运制度的专著有很多，但就针对“总河与总漕的合并”这一方面尚无专门论述，在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中有对治理河患和总河与总漕合并分设的相关的记载，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和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主要是介绍明漕运的发展以及对河漕的治理，其中对任职官员、变动情况和职责范围有一个简单介绍，而就两次合并的过程以及其原因涉及较少。论文方面，主要是王柠的《明代总河研究》和袁明全《明清时期的总河》，对总河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介绍详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着重探讨总漕与总河在治河上的关系问题，从治河思想和政治斗争两个方面分析两次合并的原因。
一、明代总漕、总河的由来
战争的破坏以及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衰微，但各朝代的政治、军事重心仍以北方为主，例如明之前的唐、宋、元等朝均是定都北方，因此就需以南方的物资来供应北方军队和宫廷的开销，维系王朝的安定，于是以运输漕粮为主的漕运制度随之产生。漕运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得以不断地完善、发展，而明人则在前人开通河渠的基础上，着重于对漕河的管理，设置了总漕、总河来管理河道和治理河患。
明太祖定都应天府后，为防止元残余势力对北方的侵袭，而采唐、宋的河运和元的海运相结合，来保证北方物质的运输，“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请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事垦辟矣”[1]（p1884），于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罢黜。明成祖即位后，施行了海陆兼运，即海运和河、陆两运。海运风险较大，随时会威胁到护送漕粮的官员的生命安全，并且漕粮的供应也难以得到定时定量的保证，而陆运更是费时、费力且不经济，其实效性大大降低，使得河运逐渐盛行起来。永乐十三年（1415），正式地罢黜海运，行河运，至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远离经济重心，漕运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总漕的设置
漕运总督是负责漕粮运输的官员，明朝初年，出于战争原因，负责漕粮运输的官员多为武官。洪武年间，还设置过由漕运使来管理漕运，但未延续下去，到永乐二年设漕运总兵官后，也就由其兼理，其职责以护送漕粮为主，任职官员以武官居多。漕运总督的正式设置是在景泰二年（1451），简称为总漕，首任者为王竑，驻于淮安，与漕运总兵官及参将共同处理漕务，并与总漕在每年十一月一同上京，商议第二年漕运事宜。[1]（p1922）总漕在地位上与总兵是平等的，但之后逐渐超越了总兵，同时由于漕运的军事管理性质减少，任职官员也转变为文官居多，由于明朝文官集团的巨大影响，对漕运体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漕的职责并非简单地仅是对漕运的管理，还具有多重身份，究其出身和任职情况来看，类似于文官的任职情况。首先，担任总漕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入仕的，在他们担任漕运总督之前，担任的官职多为各部侍郎，如吴桂芳、杨一鹏等人。[2]（p47-48）其次，总漕的任期也较为稳定，多为两年一换，且具有地方性职能。对河道的兼理也是总漕的职责之一，在王竑任总漕时，兼理通州至仪真一带河道，此后兼理河道之权渐转归总漕。只有遇到重大的河患治理工程，朝廷才会另派重臣总领。因此在总河设置后，两者就漕河的治理问题，产生争论。
（二）总河的设置
自永乐十三年（1415）专行河道，到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明廷并未设置负责专门管理漕河的官员，而是采取兼理的形式。万历六年河南道监察御史姜璧道：“查得治河之官，自永乐至弘治百五十余年间，原无河道都御史。故有以漕运兼理河渠，如景泰之王竑者；有以总兵兼河道，如天顺之徐恭者。”[3]（p466）据《明宪宗实录》记载“近年以来，河道旧规，日以废弛，滩沙雍涩，不加挑洗，运船遇浅，动经旬日，转雇盘剥，财殚力耗。”[4]（卷九七p23）河道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了漕粮运输问题，以往兼理性的官员无法专注于治河之上，则需专人治河，采取专门措施，于是在成化七年（1471），设置了总理河道官，简称总河，置于工部监督之下，被派遣驻外，实则是规划、整治漕、黄二河的最高长官，“总河侍郎之设，自恕始也。”[1]（p2020）此即明代漕、河分治的开端，由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出任首任总理河道官，但王恕整治河道结束后，就于成化八年（1472）被调回京，改派往南京户部任职。因此，此时总理河道官的设置具有临时性，之后仍由各级管河官分理，遇有河患就派遣大臣与地方巡抚治理，治理之后仍调回京。
这种临时派遣的情况直到正德四年（1509）才得到改善，因河患多发以及盗贼的出没，使得总理河道官得到再设，“敕工部左侍郎崔岩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理黄河”。[5]（卷五八p11）至此，总理河道官，成为固定、长期设置的职官，虽在万历年间有所变动，但基本已成为管理漕河的固定官职。总理河道官的主要工作是治理漕、黄二河，因担任总河的官员多以都御史的身份予以担任，因而总河也常被称为总理河道都御史，而就其任期情况来看，调动频繁，任职一、二年就进行调动,[6]（p320-339），这也体现了明朝虽设置了治河官，但仍未形成长期有效的治河方法，也正由此，才有了治河理念的冲突，总漕与总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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