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次人才分层特征及成因分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2022-01-17 11:01

论文总字数:36636字

目 录

1引言 1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2

2文献综述 2

3数据方法与工具 5

3.1研究方法与工具 5

3.2数据收集方法和处理过程 5

4高层次人才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层分析 6

4.1性别构成 6

4.1.1院士总体性别构成 6

4.1.2 不同学部院士的性别差异 6

4.1.3院士最高学历的性别差异 7

4.1.4院士最高学历获取机构的性别差异 7

4.2高层次人才的地理分布特征 11

4.2.1院士出生地的省域分布状况 11

4.2.2不同学部院士出生地省域分布状况 12

4.2.3院士出生地地区分布状况 14

4.2.4不同学部的院士出生地地区分布状况 15

4.3年龄分布 17

4.3.1院士年龄段分布状况分析 18

4.3.2平均年龄分析 19

4.3.3年龄分层分析 21

4.3.4院士年龄结构分析 23

4.4高层次人才教育背景分层分析 24

4.4.1院士最高学历构成 24

4.4.2 院士最高学历毕业院校分析 28

5高层次人才分层特征成因分析 30

5.1自然地理环境对院士分层特征的影响 30

5.2地区高校数量对院士分层特征的影响 31

5.3区域经济对院士分层特征的影响 33

5.4科研环境对院士分层特征的影响 34

6结论与建议 35

参考文献 37

致谢 39

高层次人才分层特征及成因分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李丹隆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local governments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have issued relevant talent polic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planning. With mo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resources, the more able to firmly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licy of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talents as the national strategy provides powerful talent guarantees and think-tank advisory guarantees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798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cademicians' talen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talented seni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composed of gende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ge. The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ave obvious demographic stratification features, and they explai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academician growth from the asp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How to cultivate mor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our country, and to seize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High-level personnel training; Age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Education background; Gender composition

1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院士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国家拥有强盛国力的基础,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1]。遍历全球各族人民的前行轨迹,真正能够加速文明文化进步的只有科学技术。从1776年詹姆斯•瓦特发明并改造第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开始,第一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浪潮从英国的土地扩散到全世界。人类解放了双手,正式迈进机器生产时代,工业生产和制造能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提升。19世纪中叶,在基础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自然原理被发现,在技术领域各类新奇的发明被不断的创造出来,挑战人们的认知。由此而引发的第二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火花,再一次点燃了全人类浩荡前行的火炬。“电气时代”的能源变革使得人类的生产和创造能力发生巨大的飞升。上世纪中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类第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进程。原子物理、空间科学、生物和基因工程等科学领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放眼如今的世界格局,那些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全部都是在某些科学领域具有顶尖水平的。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受尽西方列强的屈辱和压迫,这段灰暗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科技兴盛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自邓小平主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落实、践行这一指导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逐渐的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变成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象征[2]。为了实现我国各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培养更多的高层次科技精英,抢占世界科技的顶峰是相当重要且必要的。只有科学技术发展昌盛,国家才有强盛的根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已经出现端倪。互联网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消除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的同时,它也在消除模糊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界。今天,传统学科的交织互通导致了新学科和新理论体系的出现,新科学技术在不同范畴相互渗透。科学的创新体制已经进化成国家间综合实力的一个证明。白春礼院士曾呼吁“中国不能再错失新科技变革,想要在新一轮技术改革中占得先机,就必须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3]。我国的经济规模是非常大的,但还是大而不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结构仍然不够优化。现实的国情需要我国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来做出改变。创建科技创新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抢占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机是我国参与新世纪科技变革的重要支撑。中国科学院代表着我国自然科学学术机构,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的最高级别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科技与学术的顶峰。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身份,授予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科学家,是学术界授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在其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当今最具创新性的科学人才,代表着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群体。1980年至2017年,中科院六个学部共计增选院士798人。我国现代科技发展不过才50多年的时间,这半个世纪里中科院院士一直担负着振兴我国科技事业的任务。探究院士的分布特征规律,对我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创新体系和培养新世纪高科技人才是具有巨大的帮助和现实意义的。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为了更好地探究高层次人才的分布特征,笔者利用互联网和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媒体采访报道。将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于科技人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为探寻我国高质量人才成长规律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思考方向。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典型代表,通过网络整理了中科院院士包括年龄、性别、入选年份、教育背景、出生地等在内的详细信息。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院士信息做了数学处理并从院士出生地、年龄结构、教育背景和院士性别四个方面比较了学部之间的数据差异,分析院士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最后从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经济和科研水平、地区教育质量等方面探寻影响院士成长特征分布的因素。文章结尾针对本国如何培育更多高质量科技精英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图1 研究思路框架图

2文献综述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研究活动从科学家个人或学派研究进入到“大科学”的国家规模,科学家们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属性和功能,而科学也成为完整社会建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属性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研究。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关于科学的社会性功能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正式拉开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序幕[4]。默顿在1938年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探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所涉及的社会因素,首次把科学家群体作为社会组织来讨论其社会功能[5]。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论述科学与社会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问题[6]。T.S.库恩于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细致探讨了科学进步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改革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7]。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首次阐释了马太效应对青年科技精英的成长的影响,并通过优势和劣势累积解释了科学的社会分层现象[8]。朱克曼通过对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跟踪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教育环境、名校名师的求学经历、年纪轻轻取得科学发现是他们的共同成长特征[9]

我国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国内专家学者大多汇集在对人才的集聚研究、科学精英的年龄结构研究、高层次精英的教育背景分析、科学的人才选举制度研究和精英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的探索。大量学者专家研究了高级人才的集聚对区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作用。韦玉露从人才集聚的数量和人才集聚质量两个维度,详细解析了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三个经济地区以及31个省域在2000年至2014年间的人才集聚的发展历程,并与其对应的经济增长水平进行比较,探讨了人才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速发展的互动模式及关联影响[10]。陈向玲,刘超,张若以1027名中科院院士和70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院士的科研工作所在地的空间特征和工作单位所在地与院士出生所在地的流动关联关系,肯定了院士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11]。李瑞,吴殿廷,鲍捷以通过基尼系数、集中化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的方法研究了1129名中科院院士在籍贯地、取得最高学历的地点和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时空分布差异,发现水域环境、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是影响院士出生地和工作地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12]。李晓欣以北京市和重庆市为例,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两地的人才集聚的基本状况和经济水平,提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可借力于人才聚集的建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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