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语境中的成长体验——从《致一九七五》论林白的创作转向

 2024-02-05 03:02

论文总字数:10888字

摘 要

作为女性写作的代表,林白以旺盛的创作活力不断寻求自我突破。进入新世纪以后,她的创作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社会姿态、主题空间、民间叙事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林白自觉的文本开拓尝试。她的不断开拓势必会为新世纪的女性写作打开新的前景,带来了更多可供评价的可能。

关键词:林白;创作转向;女性写作

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of female writing,Lin Bai continues to seek breakthroughs with strong creative vitality.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Her consciously pioneering attempt can be seen in the text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attitude,theme space and folk narrative.Her pioneering attempt will bring a new prospect for the female writing in the new century,and also more possibilities of evaluation.

Key words:Lin Bai; steering of creation; female writing.

林白是从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热潮中走出来的代表,始终自觉地以大胆的女性自我剖示,表达个体的生命意识,不断开拓女性写作的种种可能,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话语,成为中国作家群中不可替代的存在。然而,林白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她不愿拘囿于固态化的创作中,寻求突破是她写作的姿态,也是她保持旺盛创作的秘诀。从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回廊之椅》到后来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再到《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林白的创作在历经一次次嬗变后,愈加趋于成熟,更多地以敞开的姿态,积极地融入广阔的天地中,生命的激情得到极大的释放,情感世界的表达也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对于林白的创作转向进行探究,从而对其创作进行重新定位,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以林白2007年的作品《致一九七五》为例,通过与她以往作品的比较,分析其社会姿态从自我逃离到主动融入,主题空间从房中私语到历史共振,以及愈加明显的民间叙事下权威的指涉与消解倾向,循着革命历史语境中的成长体验,更加细致地深入这部作品,对林白的创作转向做出解读。

一、社会姿态:从自我逃离到主动融入

林白早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女性烙印,这些女性主人公常常“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有着粘液质的特性,对自我的探寻在生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主人公林多米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她生性敏感忧郁,沉溺于自己的情感狂想中,对镜中的自我充满爱怜,甚至幻想被强奸以排解无处安放的苦闷,用虐待达到飞翔与下坠的快感,这些近乎病态的表现是林白对女性细致内里的放大,既是拒绝外面的世界,也是耽美于自身的重新发现,正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西·伊瑞格瑞对女性的描述:“他者原本就已经在她内里,以自体快感的方式为她所熟悉……而且早在主动、被动的区分之前,她就已经在她的内里触摸她自己,女人一直在触摸她自己,没有人能禁止她这样,因为她的性是由两片总是拥抱着的唇所构成,因此,在她自己体内,她就已经是两个了――但是不能分开成为单个的两个。”[1](P132)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林白揽镜自照女性系列的萌生渊源,女性胴体的袒露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与独特自我的审视。

另外,这些女性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男性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社会充满怀疑与敌意,因此以自我逃离的方式隐匿起来,对男权社会做出反叛,这种故意的疏离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男性的放逐,从而让女性在自我的世界里完全自由。与此相对,林白此时塑造的男性几乎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们是女性形象下有意被忽略或者被扭曲的存在,没有生机与质感,仿佛是透过蒙上雾气的玻璃所看到的干巴巴的半成品,他们往往庸俗、低劣、猥琐,是强权的象征,运用男性社会的方式迫害女性,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推进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完善。例如《致命飞翔》中北诺为了更好的生活把肉体出卖给了一个秃头男人,但颇有戏剧性的是秃头男人的性障碍使得北诺无法获得性爱的满足,最终北诺杀死了依靠药物激发兽性的男人。这里的秃头男人正是男权社会极端化下的产物,通过对女性的幸福施加诱惑,将女性引到自己的强权范围里,从而发泄自己的淫威,而女性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施暴,丧失自我意识,一种是决不屈服,大胆反抗。北诺选择了后者,即使这种选择带有悲壮自戕的意味。这在女性文学热逐渐升温的九十年代引起了文坛的不少关注,肯定了林白的女性思考。但是,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这种刻意的逃离和对男性存在的扭曲,实则给女性的独特表达带来了反面效应。那就是割裂与男性联系的同时,也将女性置于了聚光灯之下,女性很可能就由主动剖示自我而不自觉地变成了被迫剖示,原来用以反叛男权的大胆行为被真正的男性中心主义者利用,间接地成为他们窥视女性私密的试验品。甚至在现代商业化的浪潮下,变成戴锦华所说的“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做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显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2](P204)由此可知,林白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撇开一切的逃离与奋不顾身的反叛背后,是宣泄式的乱闯乱撞,看似勇敢的女性剖示本质上恰恰反映了过度的敏感与自卑。当然,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女性写作群体共同的弊病,她们的创作是在“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夺话语权利的突围和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3]

随着林白创作的推进,她不再过多强调与男权社会的对立,相反她开始以和解的姿态主动融入社会生活中。其实,最早在《玻璃虫》中,这种转变就可见端倪。主人公林蛛蛛较作者之前的林多米形象有了柔和的倾向,不再是激烈决绝地逃离男性社会,而开始以一种相对理性的眼光看待男性,让男性逐渐进入到一个可视化的区域中。“男性”在林多米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她以被动的姿态在男性世界受伤然后逃离,男性只是另一种让她沉溺自我的手段,她其实并不曾了解男性。而林蛛蛛不仅有依赖的男友们,而且和十几个男人同住一套房,在汗臭的包围中过生活,对男人的感受真切而有发言权。到了《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这种态势已经基本定型。这时,两性关系不仅不再是对抗的状态,而且还变成了共生同乐的存在,偷情、婚外恋等的出现打破了世俗的常规,摧毁了伦理道德的枷锁,恣意构建欲望的乐园。透过脑袋长瘤的少年大头的眼睛,展现了王榨村的种种凡俗悲欢,脱离现代文明的农村日常在“本能”的轨道上渐渐延伸。通过与农村妇女木珍的闲聊,让人了解到湖北农村原始而琐碎的生存本相。这些都是作者以主动倾听的旁观者姿态叙述着新的境界的故事。

而在《致一九七五》中,那个顾影自怜,拥有“逃离”情结的林白已完全消隐,她主动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以乐观的态度追忆革命岁月的生活体验,言语间娓娓溢出人生的真切感悟。叙述者以最直接感官的方式展现真实的历史场景,而回望的姿态滋长了记忆的温床,于是知青日常生活和个人内心狂想交叉兼容,凸显了革命岁月中小我隐于集体又暗自发声的重叠化存在。之前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林白还以旁观者或倾听者的身份引领读者做出判断和审视,其后的《致一九七五》则亲自上阵,用个人自传的方式讲述旧时光的琐碎悲喜。但此时的自传化方式已与早期的那种女性独特话语的表达大相径庭,不再是沉溺自我,爱抚身体,坦陈精神伤疤的狂欢式自虐,而更多地转变为理性调控下的情感流露,标示“女性”看社会的有色眼光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涤荡过的“人”的深情回忆。逃离社会的惊弓之鸟已经能在广阔的历史天空下飞翔了,与他者的对立也随之缓和,融入集体的共同命运中,在《致一九七五》上部的南流时光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男性形象——物理老师孙向明。他作为一个男性,成为女孩子们关注的焦点,迷恋的对象。他干净而有磁性的声音,白且细的皮肤,单眼皮和细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女孩子们的心中,使他成为大家的梦幻王子。作品中孙向明这一形象是圣洁完美的,他构成了“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不仅如此,其他男性形象,如喻章、韩北方等,也都是各有特点,性格逐渐饱满起来,不再被林白当作强权的象征,而是作为同时代历史天空下的个体,和女性人物们一起成长。由此可见,林白对男性的态度已经由对立敌视逐渐过渡到了和解正视。

更进一步,林白对待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感受也焕然一新,作品中知青与农村的关系就可作为佐证。“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在六感丝毫没有受苦的感受,也没有接受再教育的意识,政治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命运把他们带到农村,他们却乐天知命地安然笑对,一点也不为现实生活烦忧,甚至以倔强的姿态活出了多样的精彩。其中着笔最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凤美。这是一个令书中的“我”既忌惮又羡慕的对象,她因个人作风问题转学到“我”所在的学校,后来又和插队大军一起来到农村,她始终在“我”的生活中,“像开放在那个禁忌年代里的欲望之花”,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洋溢着艳决的生命力。“我”对安凤美是既忌惮又羡慕的,甚至还想变成她。在“狂想另一种爱情”这章里,面对“我”喜欢的韩北方,“我”辗转在附以狐狸精似的一笑的安凤美和不解风情的小女子李飘扬中,幻想着如果“我”不是李飘扬而是安凤美,就一定不会错过自己喜欢的人。安凤美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原始式的欲望如此和谐地存在于农村生活中,有指责的声音却无过多的干涉,而“我”幻想中与她身份的置换则暗含叙述者对此种生存形态的欣赏,安凤美在那个时代得以存在表明林白自觉地将符合审美的形象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中,主动追寻其融入社会生活的生命轨迹。

二、主题空间:从房中私语到历史共振

和解与融入姿态的转变随之带来的是主题空间的拓展。林白早期反叛男权,逃离社会的同时是关上心门,房中私语,女性个人的生命体验得到了极致地放大。林白运用片段性、呓语式的叙述,书写独特的内心和记忆,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情节结构都呈现出松散、无序的特性。[4](P40)再加上小说中的主题空间几乎处于封闭状态,那么书中主人公流动的情绪则在凝固状的空间里纵情滋长,疯狂蔓延,以不可抑制之势发酵膨胀,因此林白早期的创作其实是饱含张力的,只不过是由情绪传达,犹如暗动的潜流一一汇聚才得以彰显其存在。然而此类题材的一再书写难免使她的创作陷入瓶颈,1997年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就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尝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林白的创作转变倾向,在“房间”这个象征封闭私语的具有林白标志性的物像之前,加上了随性洒脱,具有倾诉意向的“说吧”,终于对封闭空间给予有力一掷。小说才从“我”的视角切入,让好友南红对“我”袒露心声,倾诉困扰,进而将南红的情感经历与想法传达给读者。小说中出现了下岗、解聘、堕胎等现实新兴问题,透露了林白开始与同时代接轨的创作意图,尽管只是零零碎碎的浅层次言说,还不足以粉碎私语的封闭空间,但毕竟打开了希望的豁口,出现了向女性困境突围的契机。

真正显示出林白现实对话的是她之后的两部作品《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多少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5](P226)此时的林白对自己的创作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书写人生。她变得平和安然,能够以更加宽容和仁爱的目光去注视大千世界,感受日月江河和世态人生。不仅如此,林白逐渐将“历史”灌注于文本叙述中,构建了一个带有指涉意义的“历史空间”,使得书写的题材更加具有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关于“历史空间”,王德威认为指的是“如何将线性的历史叙述及憧憬立体化,以具象的人事活动及场所,为流变的历史定位。”[6](P96)以《妇女闲聊录》为例,在王榨村的舞台上,历史的变化通过妇女木珍的叙述得到具象的展示。暴发户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催生物,打工者表示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崩溃,而婚姻出轨、卖淫、流产等现象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变化施加于人性,影响民间生活的印记。透过湖北农村的琐碎日常,在小说的时空交汇之处建立坐标,由此反观到不可抗力的历史印记,形成一个特定的可供评鉴的“历史空间”。

出于对乡村、民间和历史的进一步诉求,林白创作了具有个人自传体特质的《致一九七五》,小说的主题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房中私语让位于历史共振,众生狂欢代替了私人耽美。林白曾这样说:“关于回忆,我一直有想法,一直想写,记忆是过去的东西,而过去是永恒的,因为你再也回不去了,不管我写不写下来,有没有意识到时间和记忆的价值,它都是永恒的。”[7]1998年重回广西的经历,让林白少年时代的记忆被重新唤醒,从那时起,《致一九七五》便得以酝酿。小说以1975年“我”在南流的学生生活和后来响应“上山下乡”在六感的知青生活为主线,展现了在特殊历史年代的特殊经历,书写了一代知青的青春记忆。在上部《时光》中,班主任孙向明给我们讲述的梅花党的故事,还有“王光美”这一具有指示意义的名字,学生们对于孙中山和李宗仁模糊而无知的评价,以及狂热的批斗和轰轰烈烈的农业运动,这些作为文革特殊时期的政治运动及其衍生物,是专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独特记忆。这些记忆牢牢地根植于当时青年们的脑中,使他们的人生经历区别于不同时代的人们。

至于下部《在六感那边》则进一步表现了革命年代在青年们身心上留下的巨大印记,被政治话语所充斥的知青生活热闹而庸常,知青们每天重复的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扛着长扫把的“我们”在曲子《宁死不屈》的激发下,感受到游击队一样的振奋;我在政治粪屋里教高矮不一的孩子们高唱《小山鹰》,演绎着“革命时代的卡通”;六感每家每户被强制贡献出一只鸡,私人的鸡装满生产队的鸡笼,变成了集体财产;拾粪的日子里,我幻想着拥有《铁道游击队》里游击队员的攀爬身手,进入装满猪的卡车上……“革命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少年心理上的冒险梦想之间的潜在契合;暴烈而纷乱的革命斗争现实与少年内心的反叛欲望之间的隐秘勾连;家庭教育的普遍缺席与少年心灵上的自由冲动之间的天然互动……它们构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使他们在一种无序的自由中成为荒诞价值观的启蒙接受者。”[8](P31)这一代人接受的启蒙教育是绝无仅有且不可复制的,他们在无意识中被灌注了太多模版式的价值观,使大部分青少年在同一个轨道上亦步亦趋地行进,然而青少年的天性又常常脱离轨道,这就造成了天性与教条之间既吸引又背离的矛盾关系,于是才会有时代青年们的多样人生。作者在展现这些多样人生时用了这样的方法,那就是将个人的经历熔铸在集体的发声下,在叙述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记叙几个同时代伙伴的成长故事。原本乖巧听话的雷红与一个有妇之夫陷入了惊世骇俗的爱情,不惜抛弃原本安定的生活,和父母闹翻,两人私奔到外省;雷朵和丈夫喻章自成境界,放弃现代社会生活,留在郊区过着隐居生活并怡然自乐;自由无畏的安凤美肆意挥洒青春,将特立独行贯彻到底,后来与李海军结婚又离婚,自己在娘家过着拮据的生活;深受生活所苦的罗明艳最终成为了富翁,同时拥有丈夫和情人;单纯蠢笨的邱丽香迷恋班主任孙向明,是大家取笑轻视的对象,后来得了脑瘤却依然积极乐观,令人动容;有着平淡忧郁气质的翟青青原本是文艺队的芭蕾舞者,在上级批评作风错误事件后退出文艺队后,依然从事文艺工作,不惜北漂追梦……这些不同人物的生活经历在林白零零散散的叙述中一一呈现,看似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却是通过特殊年代的纽带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是那段历史的缩影,为读者提供了反观历史的不同角度。换句话说,作者以革命时代为背景,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交织在一起,重塑多个生命形态的多样舒展,将李飘扬、安凤美、韩北方、邱丽香、李海军等人的经历编织成一个宏观历史下的“微观历史”,在历史价值的审美体验中唤起了同一辈人的共同记忆,就仿佛是在一个以历史为皮面的鼓上,以这“微观历史”为原点,奋力一击,将这感同身受传播出去,实现了历史共振的深广拓展。

三、民间叙事下权威的指涉与消解

《致一九七五》中林白对革命年代的呈现虽然有着很多历史共振的因素,但对政治话语的突出却另有深意,她企图在民间叙事下实现对政治权威的指涉与消解,以狂欢化的民间话语传达生命的庄严与荒诞并存,人生的悲哀与激情交织的复杂体验。

“民间”是陈思和在文学研究方面建立的全新视角。“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9](P68)与井然有序的官方秩序相比,自然发展的民间生活无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生命成长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滋长的土壤。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将叙述场景拉到了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让人的原始生命和欲望本能突破政治权威的束缚,除去道德说教的枷锁,自由自在地驰骋于重构的历史天空下。这里的植物茁壮结实地成长,飘扬着成熟美妙的清香,动物无忧无虑,安然地被赋予人的情怀,其中公鸡“二炮”和猪花“小刁”是出场最多、刻画最生动的两个动物。“二炮”和它的主人安凤美一样卓尔不群,在该啼叫的早晨不啼叫,尽情纵容它的主人睡懒觉,这只不求上进的鸡和它的主人相辅相成,构成六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小刁”也不同寻常,它是一头比猫狗更不驯服的猪,它会发出半猪半狗的叫声引来狗然后吓得狗直冒冷汗,它吃食但不长肉,不断地跳栏去田地里寻吃食,即使加高了栏杆它仍然不知疲倦地跳栏,意志坚定得令人咂舌,直呼它为“猪精”。这些在“我”看来极具智慧的生灵,都拥有自由不羁的灵魂,它们特立独行、神秘莫测,笼罩着诗性的光芒。如此植物,如此动物,自然就形成了独特的、富有人情的六感生活。六感不再是知青们接受教化的场所,而是变成了他们摆脱父母管教,躲避政治喧嚣的自由园地。在这里,贴上一张毛主席像,粪屋就可以作为政治夜校,而且没有人会追究;批斗会也只是走个形式,丝毫感受不到意识形态的威严;做六感学校的老师,一人担下六门课都不在话下……这里的人们真诚热情、充满善意地对待受过良好教育的知青,将他们当作倍加宽容与呵护的对象。他们为刚来的知青准备丰盛的饭菜;许知青扯公家的稻草烧火用;喜莲和三婆常常帮知青们挑水、烧火、做饭;发现知青偷村民地里的蔬菜时,心疼的是知青不会摘菜,糟蹋了菜地……如此温情的农村生活完全背离了其他诸多文革叙事中充满残酷斗争与革命狂热的常见场面。但这并不意味作者的叙述脱离了革命历史的生态圈,相反,作者是在这样一个生态圈中不留痕迹地融入了充满生机的民间因子,政治的影响始终都在,只是政治文化并没有让民间文化黯然失色,民间文化依然在辽阔的大地上倔强绵延。因此,知青们的苦难隐遁了,历史所加在人身上的沉重被大大削减,用以代替的是六感人饶有人情的生活常态,民间生命的鲜活和丰富自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小说中,政治话语被反复提及又被反复消解,革命的理想主义在青春的浪漫冒险中变得荒诞可笑。在毛主席的悼亡大会上,“我们”在万人呼号的宏大场面中想起了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少年时代的大事件,而激情充溢之后依然是懵懂无意识地生活。毛主席象征的无上权威被消解了,它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铭刻不了多久。其实,类似的表述早就在《妇女闲聊录》中出现过,毛主席去世的事件在农村妇女木珍的眼中不但毫无悲剧感,而且更多了看热闹的娱乐心境。这说明林白有意识消解政治权威并对其进行戏谑的表达早已有之,不过在《致一九七五》中才更加凸显其存在,有了极致的展现。弄一字领、打鸡血、喝红茶菌还有做甩手操等都是文革时期的青少年生活日常的组成部分,这些为叙事凸显的特殊历史标识一再地得到呈现,营造了文革历史背景下的生态圈。然而到后面,具有历史记忆背景的信息渐渐隐去,这种隐去不是不再提及相关话语领域,而是人的生命体验超越了革命话语,造成了权威的消解;另外,这种隐去也不是叙述的自然转向,而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旨在让民间因子登上正面舞台,把民间的狂欢注射于文革叙事中。由此看来,毛主席诗词、农业运动、革命样板戏、红色影视等的出现,标示历史烙印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筛选了作者个人体验中的精华,让对青春的回望充盈整个作品,重新以青年时期的天真烂漫漫游革命岁月。在所谓的拾粪运动中,知青们千辛万苦捡到猪屎的表现竟然是激动地唱道:“猪屎啊猪屎,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如同掉队的士兵终于找到了队伍,又如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找到了组织”,表演化的情景放大了游戏的性质,使得革命岁月原本的苦难被一带而过。而“我”一本正经地思考起画一幅《运猪图》,并将其归为“风俗画”,甚至以猪屎的画法来划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俗大雅之间的落差着实让人忍俊不禁。一头老是跳栏的猪花,被大家认为拥有特立独行的思想,赵战略截取毛主席诗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的“风雷激”或“云水怒”要给它起名字,“我”和高红燕想从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选词为它起名,而猪花的一个响鼻让我们意识到此事不妥,“有点反动”,最终源自《沙家浜》取名“刁德一”。这种带有油滑玩闹性质的叙述事例比比皆是,既是作者个人的真实体验,同时又融入了当今眼光下的审视和反思,以反讽戏谑的方式重构了一部青春成长志。书中的安凤美是作风不正、自由反叛,与主流政治所宣扬的美好品德格格不入的一个人物,而“我”的直觉认为安凤美和李海军是在可以作为政治夜校的舂房发生男女关系,成其好事的。这段看似没来由的狂想恰恰反映了作者的匠心,原本带有政治权威,宣扬主流作风的场所却成了藐视正派的男女追求肉体欢欲的庇护所,在原始生命力的欢腾下,主流权威变得不堪一击,成了任人涂抹的小丑。林白本人曾说过:“我感觉到‘文革’中,因为荒诞而呈现出一种幽默的调子,这种调子,比我去声泪俱下地控诉一个时代,或是很沉重地反思,更贴近我的本性。”[10]到此,可以看出与早期那个沉溺在文字中宣泄自我以达自救的林白相比,此时的林白已经有了质的转变。她的幽默背后,是对革命历史的另类注解,是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拥抱。

从新世纪的视野看林白的创作,她无疑为作家写作的丰富性提供了深入挖掘的范例,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在寻求创作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同时又可以发现她在某种层面上的固守与坚持,那就是始终贯之的女性写作立场。无论她的社会姿态、主题空间和叙事角度有多大改变,她依然保持着明显区别于男性作家的独特风格。从最开始的《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到《致一九七五》中的李飘扬,一直都是从主人公个人内心去观察世界,只不过林多米的世界构成就是“我”自己的单一概念,而李飘扬的外部世界已经融合了“我们”的集体发声。《致一九七五》的下篇是在特殊历史时空下的个人化叙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与意识狂想相交融,在女性个体的照应下,这种具有性别特征的生命体验被放大,成为林白小说始终不变的灵魂所在。而林白基于女性细腻的特质所表现出来的对瞬间情绪的捕捉与发散,激活了生活细节中潜藏的审美对象,构成了神秘而别具风情的意象群,使作品的叙述表达具有了更多的流动质感和审美内蕴。用南帆先生的话说就是:“仿佛仅仅在纸上随意挥了挥笔,一个叙述开始轻盈地滑行……各种句子如南方的亚热带植物互相缠绕,茂密繁盛,多汁而蓬勃。”[11](P12)如此细腻有灵性的语言是林白一直以来的优势,也是她独特的风格标示。

林白在女性写作上的不断深化和审美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表现了她自觉提升写作境界的强烈诉求,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变与不变正是她区别于其他女性作家甚至是整个作家群体的可贵特质。在文学写作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林白依然执着地坚持着严肃的探索,让个人融于集体,集体又反观个人,私语渐渐隐于众生喧哗,众声喧哗又反推个人体验,完成了“小我”与“大我”的完美统一。我们可以期待林白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继续开拓新的可能,为女性写作展开一片光辉的前景。

参考文献:

[1]宋素凤:《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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