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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1

1. 文献综述 1

1.1. 关于节能投资与能源悖论的概念 1

1.2. 关于时间贴现及贴现率 1

1.3. 关于框架效应和量级效应 2

1.4. 关于节能投资的影响因素 2

2. 研究设计 3

2.1. 研究方法 3

2.2. 问卷设计 3

2.3. 被试者选择和问卷回收 4

2.4. 卡方（Chi-square）检验 5

3. 贴现率中双曲贴现、量级效应与框架效应的检验 5

3.1. 一般贴现率中双曲贴现、量级效应与框架效应的检验 5

3.2. 节能投资贴现率的量级效应检验 8

4. 贴现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9

4.1. 回归变量的选择与描述 9

4.2. 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9

5. 结论与讨论 11

6. 对策与建议 12

6.1. 政府引导及规范 12

6.2. 企业创新推广 13

6.3. 居民自觉追随 13

7. 局限性和展望 13

7.1. 研究局限性 13

7.2. 未来展望 14

参考文献： 14

致 谢 15

节能投资中的贴现率：双曲贴现、量级效应和框架效应

杨宇

，China

Abstract：With the spread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cern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resident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nergy-saving responsibility, people begin to consciously cultivate daily energy saving habits directly, at the same time the mechanism and model of choosing energy-saving products to conduct energy efficiency investment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can see that many efficient energy- saving products on the market have not been selected by residen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discount to energy-saving investment, Through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collect the residents' intentions of energy-saving investment, then,we can estimate the implied discount rate of the residents. Moreover, we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empirical analysis model on the basic of their conscious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cerns,intertemporal choice preference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explor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idents' discount rate of energy-saving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ergy-saving investment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the energy gain size, energy saving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education level and income and other demographic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tical suggestions from the view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so as to reduce the discount rate of energy-saving investment and promote residents' purchasing behavior of energy-saving products.

Key words：Energy Conservation Investment；Discount rate；Magnitude effect；Framing effect；

引 言

随着全社会对能源问题的重视，国家颁布了众多政策来促进节能产品的推广，例如通过公益广告促进节能宣传、加大高能效节能产品推广部门的实施力度、健全节能家电补贴政策等等，这些措施加快了我国节能领域的发展，也使得节能投资这种新兴的节能机制和模式在中国节能领域逐渐占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居民的节能行为主要可分为两类: 首先是降低日常用能频率，例如及时关闭不使用的电器；其次是购买节能产品进行节能投资，例如选择耗能较低的节能产品等。说到节能投资，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类似下面这样的决策：是购买那些初始投入资金较少但可用寿命较短的产品还是购买那些初始投入资金较多但可用寿命较长且可节约能源使用的商品？这就迫使决策制定者必须在即时结果和延迟结果之间做出价值比较，这类跨期选择的正规分析通常就要依赖于“贴现”的概念。考虑到跨期选择的时间偏好是因人而异的，必然会受到个体的自身特征、所处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不同特征的不同行为主体可能会表现出差别选择。而居民个体的节能投资以及贴现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跨期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个体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行为也会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践调研探讨居民的节能投资贴现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来促进居民的节能投资行为。

文献综述

关于节能投资概念、贴现率以及居民节能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具体总结如下：

关于节能投资与能源悖论的概念

Nair G（2010）^[1] 等人指出居民的节能举措可分为两种: 一是改变用能习惯，例如如随手关灯、调节空调设置温度等；二是进行节能投资，如购买能源效率较高的终端节能产品、对住房进行节能改造等。而胡萌（2010）^[2] 也曾指出：通过减少能源使用数量和频率来节约能源的方法会导致产出和消费者效用的减少，不能使家电达到最大效用，因此这样的节能并不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这也是普通节能行为和节能投资行为最大的区别。

居民购买节能产品的主要预期效果就是降低家电使用过程中的耗能成本，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需要支付的能源费用。然而孙广生(2011)^[3] 却强调了“能源悖论”这一现象的存在，它是指：现有很多节能产品虽然具备较高的能源效率即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节省一定的能源费用，但是却并没有为广大用户所购买。

“能源悖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大多数的家电购买者认为：用目前为节能产品支付的高价格去换取产品日常使用过程中并不十分确定的能源收益是存在风险的。

关于时间贴现及贴现率

Uri Benzion（1989）^[4] 等人指出许多选择涉及的产出都是远期的，这就迫使决策制定者必须在即时结果和延迟结果之间做出价值比较，这类跨期选择的正规分析往往就依靠于“贴现”这一经济学概念。而Min J（2014）^[5]等人指出“隐含贴现率”是指：假设决策者是按照最大化的净现值（NPV）来进行决策的，在这种假设下与决策者的现实选择行为最相配的那个贴现率。

Green和Myerson（1993）^[7]、Ainslie（1992）^[6]等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用“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这一概念概括了决策者在做选择时更加注重决策直接结果的普遍现象。即当个人在对长期和短期结果之间进行抉择时，他们的重要权衡比较点是选择带来的直接结果而不是延期结果。

萨缪尔森(1937)^[8]的贴现效用模型(DU Model)一度被众多专家学者所普遍接受，它是探究跨期选择和决策问题的标准化理论框架。DU模型假设人们的时间偏好并不会随时间期限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继而个人贴现率也不会随之发生改变。

然而秦青（2009）^[9] 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实验均证实：个人贴现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随着时间延迟期限的增加，它会而不断减小。随后秦青再次用实证结果检验证实了决策制定人的跨期选择偏好会随时间延迟期限的增加而逐渐弱化,“双曲贴现”的特征因此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关于框架效应和量级效应

Kahneman和Tversky（1986）^[10] 以亚洲疾病这一问题为例证明了决策的框架效应。他们运用价值函数的形式指出：决策制定者对于备择项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在受益区域，主体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在损失区域，主体倾向于追求风险。若主体需要对具有多种选项的决策任务进行选择时，他会综合评估这些选项的风险与收益，然后凭借特定的衡量和评价标准来对每个选项进行抉择。

Gonzales（2005）^[11] 等人指出“框架效应”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对比权衡了认知计算的繁简以及情感价值因素，也就是指在测度备择项的预期价值和情感价值这两者之间作出比较和抉择，一旦某个备择项的认知推算比较繁琐或者会给个人带来消极的情绪，那么决策制定者就不会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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